回顾百年鲁迅学史，一个颇具困惑的问题是，尽管鲁迅明确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①，然而海内外不少学者，尤其是部分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每每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或褒孔(孔子)贬鲁，或褒胡(胡适)贬鲁。比如著名学者余英时对鲁迅的质疑：“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也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②而这样笃定的质疑早在鲁迅生前就有，如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面，所以没有建设。”③为什么这样的质疑持续不断而且能获得广泛的呼应呢?它无疑彰显了鲁迅研究的一块短板：百年鲁迅学(1919-2019)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激烈批判旧世界的鲁迅，其形象特质鲜明，让人过目难忘；然而却缺失了另一个努力构建新世界的鲁迅，其形象模糊含混，让人疑窦丛生。鲁迅批判旧世界可谓刀刀见血，然而与这个旧世界相对应的新世界在哪呢?追根溯源，就在于百年鲁迅学始终把鲁迅定位在“伟大的批判者”而不是“伟大的建设者”。可问题在于，倘若鲁迅果真“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的话，那这样的鲁迅还是那个誓言“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鲁迅吗?还是那个呼唤“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鲁迅吗?这样的鲁迅还敢申言有自己的哲学吗?! 本文从鲁迅叙事文本中提炼出一个修辞学的新范畴，“透底”。“透底”与“立人”，乃鲁迅修辞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条件的两块基石。立人是透底的灵魂，“透底之底”则是立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而构建新世界的鲁迅正潜居在其透底性叙事之底部，“透底之底”可证鲁迅既是伟大的批判者，也是伟大的建设者。 一 立人、读者与修辞学 通读《鲁迅全集》，你会“惊讶地发现鲁迅读者意识之强烈，不仅中国现代作家中无人能比，即便是放置在世界作家行列中来看也绝对是一个特例”④。“弃医从文”的鲁迅，在文艺启蒙的道路上仅仅扑腾了三年，便跌入整整九年晦暗不明的沉默期(1909-1918)。对鲁迅这个时期的人生选择，学术界有种种解释，但鲁迅自己的解释却强调了“读者因素”，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⑤鲁迅说得很清楚，他不得不因为身处绝境中的启蒙对象——即国民读者而放弃文艺启蒙的理想。这“铁屋子”的难题其实质上就是“读者”的难题；鲁迅走出“九年沉默期”的过程也便是鲁迅走出“铁屋子”难题的过程，实际上便是鲁迅解决读者难题的过程，而这过程无疑也就是鲁迅修辞学的建构过程。 与鲁迅九年“沉默期”密切相关的“铁屋子”难题，从修辞学上讲是“读者”的难题；若从鲁迅思想角度考量，则是“立人”的难题，因为鲁迅所立之人必然是其作品的读者。 “电报曰：天祸中国。天曰：委实冤枉!”⑥这段对话系鲁迅杂感《烽话五则》中的第三则。我们不妨亦简单套用一则：“电报曰：地祸中国。地曰：委实冤枉!”祸害中国的不是天，不是地，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人。除此以外，我们不可能得出任何其他答案，因为真正祸害中国的只能是：人；中国要想避祸就福，唯有一个办法：立人。 关于立人的重要地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有更为切要的论述：“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⑦在19世纪之末20世纪之初，有识之士普遍把军事、实业、国会、宪政等物质制度建设当作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的重中之重，可是鲁迅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军事、实业、国会、宪政等物质制度建设固然重要，然而相对于“立人”来说，只能算是“抱枝拾叶”，并非“根本之图”；根本之图只能是：立人。 走出九年沉默期后的鲁迅重拾文艺理想，其“立人”的思想主张没有改变，其为“立人”而启蒙的思想路径没有改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⑧为谁的人生而文艺呢?无疑是为启蒙的对象而文艺，也即其誓愿所立之人，即读者，即国民。 既然“立人”如此重要，那么鲁迅究竟要立怎样的人呢? 鲁迅认为自己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⑨《野草》中有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三个概念显然是一组哲学范畴。要说鲁迅所立何人?显然不是聪明人，更不是奴才，只能是：傻子。 不过，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立人”主张后，几乎没有再专门讨论过“立人”；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之后也几乎没有再进一步讨论过“傻子”。更为关键的是，鲁迅叙事重在批判、否定和怀疑；批判、否定、怀疑是鲁迅叙事思维中最鲜明、最突出的特质，那么傻子的理论范畴如何才能在鲁迅的批判性叙事中落地?鲁迅“立人”的哲学建构又如何才能在鲁迅的否定性叙事中落地?事实上，鲁迅一直以来备受质疑的问题便是，当鲁迅激烈批判旧世界的时候，可谓刀刀见血，然而与这个旧世界相对应的新世界在哪呢?鲁迅的哲学世界果真支离破碎、一地鸡毛吗?而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关涉到一个重要概念范畴，那便是：透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