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21)06-0086-1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6.009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民间写作”是1990年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概念，此概念所勾连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论争被视为1990年代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诸多重要的当代诗歌史和当代诗歌批评史都无法对其视而不见。事实上，以“盘峰论剑”为中心所产生的关于中国当代诗歌两种倾向的论争，从缘起、背景到各自的立场、分野，以至事件的影响，基本被梳理得一清二楚。但论争所使用的概念，概念背后的理论来源，以及论争所呈现的批评伦理却甚少被人提及。被于坚、韩东、沈奇、谢有顺等人自明地使用的“民间写作”概念，是一个旗帜鲜明、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却又歧异重重、似是而非、充满二元对立的概念。此“民间”与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民间文化”以及1990年代由陈思和所提出的作为当代文学史阐述装置的“民间”究竟有何联系和区别?“民间写作”的理论旗手们并无涉及。为理解20世纪末的“民间写作”，本文将追溯到新文学开端处那场“走向民间”运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大日刊》第一版登载了“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校长启事》。从而开启了延续至1930年代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走向民间与建构现代在此构成了一种中国学术自我生成的内在张力。1980年代以后，知识界在启动新一轮现代文学和学术建构时，再次乐此不疲地操持起民间话语。历史与反复背后，虽则两者所理解的“民间”大相径庭，但他们却都愿意强调“民间”的自足性、独立性和理想性。换言之，“民间”不能自言，而被知识分子所代言。事实上，即使在民俗研究中，绝对自性、超然于价值论述之外的“民间”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在文学写作和研究领域，“民间”更多作为一种审美资源和批评话语。因此，并不存在纯然作为自身的“民间”，只有作为话语形态的“民间”。明了“民间”的话语属性，便有必要区分作为自身的“民间”、政治辐射下的“民间”和知识分子论述下的“民间”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的“民间”乃是一种本质化、理想化的形态，只存在想象之中；后二层次才是“民间”的现实形态。我想追问的问题有二：其一，在传统中国，“民间”常与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相连，究竟经由何种现代论述，“民间”得以脱胎换骨，成了政治倚重、知识界赖以自我表述的价值高地与飞地?其二，在20世纪开端与结束处两次诗学的“民间”想象中，“民间”是知识分子自我表述、自我创生的叙述装置，投射着知识分子在建构启蒙和反思启蒙之间的努力，其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一副独特面孔之实质表露无遗。此间，挪用“民间”的批评策略一以贯之，此种批评伦理，我们当作何反思?将20世纪末的“民间写作”与20世纪初“走向民间”的歌谣搜集运动并置而论，既希望求索作为“现代性”之“民间”内在的敞开与迷思，也希望借此对“现代”借壳“民间”的批评实践及其伦理缺失作出反思。 一、援谣入诗的文学史透视法：从胡适到俞平伯 在民国以前的传统学术话语中，“民间”处于社会和学术价值系统的底层，“民间”之谣谚与庙堂之“诗文”间有着不可克服的文体区隔。如果不从学术话语上更改这种区隔设置，20世纪四次轰轰烈烈的“歌谣入诗”潮流便不可能发生。事实上，五四同仁援谣入诗的实践同样内在于“民间”权力的上升及新创制的“歌谣”知识。在现代的文化坐标中，歌谣获得了何种新的文化身份?五四知识分子对歌谣的认定中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现代认识框架?阐释“民间”，实为建构现代。五四前后，采集歌谣，以及讨论如何援谣入诗成了新派知识分子的一大时尚，论者颇众。但为此作出文学史论证的却首推胡适。 1922年，胡适在《北京的平民文学》一文中对新诗人忽视歌谣的启示表示遗憾：“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1]胡适的歌谣观，跟他以白话反文言的文学观紧密相连，并在其《白话文学史》中有着更“高屋建瓴”的论断：“一切新文学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2]这种说法当时不乏同调者，胡怀琛也认为“一切诗皆发源于民歌”[3]。 某种意义上，胡适为歌谣诗学意义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史观——他从反文言文学出发建构起来的白话文学史观。为了打倒文言文学，胡适在白话诗歌领域躬亲尝试，自不待言。同时身为历史学家的胡适不能不为白话诗合法性寻求文学史法则的加持。置身于民国初年话语交锋频仍的文学场域，胡适屡试不爽的武器是“进化论”：“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4]进化论思维使胡适透视历史时获得一条明晰的文学革命进化链：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5] 这条文学进化链在胡适论述中多次现身，今天我们当然知道不同时代文学之间不可以用进化论简单加以线性推演和价值比较。然而，重要的是，进化论的加持使“新”在胡适及大批他的同时代人那里获得了无可辩驳的历史合法性：白话替代文言，“新”替代“旧”势所必然，剩下的只是“如何战胜”的枝节问题而已。在白话作诗逐渐站稳脚跟之后，胡适需要以更翔实的历史材料来论证“白话文学”在中国历史上被忽视、被遮蔽然而却无比辉煌的地位。这便是胡适完成于1920年代的《白话文学史》(上)所做的工作。如果说此前“进化论”中的白话替代文言还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文言文学在古代的地位的话，那么《白话文学史》则进一步把白话文学的领域延伸向源远流长的古代。其直接结果是胡适重新发现了古典中国的歌谣资源——在胡适那里，歌谣无疑完全可以被认定为古代的白话诗歌——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白话诗歌”库。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