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解放区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参与革命进程的战斗性：“不论劳动生产，不论日常生活，也不论长篇短卷，不论慷慨婉约”，都是一种肩负着政治使命的“战斗的文学”。因此，解放区作家不仅身兼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等多重身份，同时更是把创作视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①如果我们单纯地从审美角度，去评价解放区小说艺术成就，“被公认的伟大作品，现在恐怕还难以提出多少”。②由于“战斗性”使其过于意识形态化，基本上都是以整齐划一的叙事模式，去形象化地诠释现代革命的政治理念，虚构历史与改写历史的倾向十分明显。康濯曾否认解放区小说是一种概念化创作，“说解放区的文学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概念化的文学，这也不符合事实。我们在解放区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条条框框来限制我们写作。”③康濯一再强调解放区作家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当然是指在正确的政治导向下去进行创作的相对自由，而不是指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进行创作的绝对自由；因为“在战斗的队伍里，战斗的纪律，是幻想和自由的‘紧箍咒’。”④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个人的立场。⑤这就决定了解放区小说的任务和使命，必须要去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并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全国的解放战争。只要我们翻开那些充满着战斗激情的作品文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样一幅幅艺术画面：不是义愤填膺到地“诉苦”，便是泣泪洒血地“说惨”，大家竞相去表现阶级斗争的尖锐性，目的就是要去启发广大读者的阶级觉悟。这种叙事模式在创作实践当中，具体又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诉苦”与“说惨”：革命启蒙的有效方式 “诉苦”是指在土改运动中，解放区农民讲述自己家庭经济的贫困状况；“说惨”则是指农民控诉地主阶级对他们生存权与生命权的全然蔑视，而这两点都是土改时期发动农民最有效的启蒙方式。“诉苦”与“说惨”的历史背景，是国共两党内战的全面爆发。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就清醒地意识到，内战的危险即将来临，因此他一再告诫全党同志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一定要“早有精神准备。”⑥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实力悬殊，“根据以往经验，在内战中如果不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很难胜利与坚持的。”⑦故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目的就是要“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战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⑧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固然可以使农民获得物质上的实惠，但究竟怎样才能使他们从政治上觉悟，并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主力军?处于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必须是从诉痛苦找穷根入手，使农民回忆地主剥削本质，使农民仇恨起地主，在仇恨地主阶级的阶级直感上行动起来，发动斗争。”⑨而“诉苦”与“说惨”，又离不开“算账”和“对比”，它能“进一步弄清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农民和地主究竟谁养活谁”这一道理，⑩这无疑为解放区小说提供了明确的创作方向。 “诉苦”中的“苦”，在农民与革命的视域中，有着各不相同的自我理解：对于农民而言，“苦难”是成年累月的劳作之“苦”，是环境恶劣的生存之“苦”，是经济贫困的生活之“苦”，它是与生俱来、不可抗拒的一种宿命。比如东北土改时期，“差不多所有的老实农民都相信命，以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1)革命当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它通过启发农民去“忆苦”和“诉苦”，让他们认识到“苦”的根源是“穷”，而“穷”的根源又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很显然，如果没有革命话语的强劲介入，“苦难”绝不可能从一种农民生存困境的自然形态，转化为他们重新认识自我命运的阶级意识，这就是解放区小说最强大的启蒙功能。比如，在柳青的小说《土地的儿子》里，李家崄的李老三，自己当了一辈子石匠，却连自家的石屋都砌不起来，为了能够活下去，一家人经常“在坡底下的垃圾堆里去翻检别人丢掉的白菜叶子”吃。在马烽的《光棍汉》里，主人公人任命根“十三岁那年”，正赶上闹旱灾，全家早就断了粮，天天靠“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过活”，他爹吃观音土胀死了，母亲把自己卖了五吊钱，买了一张席子埋了他爹。在梅信的《老一亩半家的悲歌》里，“一家老小靠着吃秕子、康、草根、树皮度日，后来吃得孩子大便不下，娘噙着泪往下挖。”在俊青的《血衣》里，李洪福老人因为贫穷，只能带着小儿子四处乞讨，每天都跟着那些逃难的人群，“吃树皮，吃观音土”。在葛洛的《我的主家》里，“我”家里没有土地，穷得什么也没有，“因为多吃了树皮和草根，我们的脸都肿起来了，长着绿光，像死人一样。肚子涨得像一面鼓，一天十次八次往茅房里跑，却连一点粪也拉不出来。”如果要说比“苦”、比“穷”，解放区小说中所有的农民形象，都“苦”不过也“穷”不过《暴风骤雨》里的“赵光腚”：他“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火、跳水、做饭外，都不下炕。夏天，地里庄稼埋住人头时，赵玉林媳妇每天不亮天，光着身子跑到地里干活，直到漆黑才回来。”周立波一下子便将赵玉林打回到了原始社会，甚至活得还不如那些茹毛饮血的人类祖先；至少猿人还会用树皮或野草去遮遮羞，而赵玉林“穷”得连树皮和野草都没有。 解放区作家当然知道，仅仅靠描写农民的“苦”或“穷”，并不能够让他们真正获得阶级意识；因为“苦”和“穷”的原因是多样性的，剥削压迫都还只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因素，并没有涉及到农民贫穷的自身问题。比如在东北土改时期，佳木斯柳树屯一共有50多户“精贫”农民，其中30多户不是“吸过鸦片”，便是“好吃懒做”，所以其他贫雇农坚决反对他们加入农会。(12)可见“贫穷”除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还有农民自身的诸多因素。为了促使农民把自己的“苦”和“穷”，上升到阶级关系的认识高度，就必须去掉“苦”与“穷”的主观因素，去凸显“人为制造”的客观因素。因此，解放区小说在诉“苦”写“穷”的基础上，又特意加入了一个“惨”字，并用“说惨”的方式去煽情，以求达到强化诉“苦”写“穷”的社会效果。理由十分简单，“惨”并不属于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它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人为”制造的，这就为解放区作家的阶级启蒙，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想象的创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