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都市仿佛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代，战争血腥，混乱嘈杂。与30年代的摩登不同，上海市民还未从抗日战争隔绝、沉闷的“孤岛”状态中走出来，又陷入国民政府政治高压、经济崩溃的“至暗”时刻。战争将上海连同作家一起坠落到窘迫飘零的境地，如同末日来临的悲剧一样，此时的海派作家们陷入一种窘迫尴尬的生存境遇，成为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城市平民，每天去应付与生存相关的家长里短的问题，去品尝柴米油盐的艰辛。与此同时，40年代“海派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吁求是非常特殊的”①，既背离了传统，又与现代观念相去甚远，代表了极端生存环境下的城市伦理状态。本文拟从20世纪40年代海派都市小说入手，去探索动荡时局下的城市生活、生存样态、价值观念等核心问题，从而深入了解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城市的伦理嬗变。 一、“凡人”视角与日常生活伦理 这是一座缺乏“英雄”的城市，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围城，昔日繁华的上海都会已沦为兵燹浩劫之地，广大的精英阶层要么迁往内地要么逃亡海外，只有那些无力可逃或者无路可避的普通市民成为纷乱城市的留守者，只能作为劫后余生的“凡人”——城市平民苟存于世。如此“逼仄”的城市生态造成了写作的巨大困境，作家们要么放弃写作，要么将其简单地斥为“罪恶的渊薮”。但是，对于40年代的几位海派作家——张爱玲、苏青、潘柳黛、无名氏、予且、徐訏等人来说，“凡人”视角反而让他们的写作游刃有余，能够探入城市的肌理，去重新发现与开掘市民“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与美学意义。 表现之一是回到沉重的“肉身”。战争造成了上海经济的衰败，使得大量滞留沦陷区的市民陷入了生存困境。“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到1941年上海沦陷区生活费指数上升到871.9％，而实际工资收入指数(购买力)下降为53.6％，只有原来的一半。”②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军采取文化恐怖政策，对具有反日言论和倾向的人实行监禁和屠杀。在这样的环境下，回到沉重的“肉身”，回到感性，回到生活的切肤之痛成为许多上海作家迫于无奈的选择，正如无名氏所慨叹的：“谈论这二者(灵与肉)平衡的人不少，真能拿出一套理想的具体办法的人，并不多。”③返回“肉身”带来的一个城市伦理倾向是，海派作家回避“国家”、“民族”的宏大价值体系以及“革命”、“历史”等巨型话语，大多以生活在主流价值之外的“世俗生活”作为自我生存方式的标榜。 在40年代海派小说创作中，“饮食男女”成为这种“世俗生活”的普遍故事主角。予且的“石库门”系列短篇一本又一本地招引着读者，从1942年至1945年，他几乎成为《大众》月刊的头牌作家，用一种巴尔扎克描绘巴黎的写作方式创作他的上海沦陷时期的“民众百生图”。像《觅宝记》《寻燕记》《埋情记》《拒婚记》《争爱记》等作品，都市男女的人情世态成为予且写作的不竭动力。与30年代的爱情游戏和情爱追逐不同，他似乎更愿意表现成年男女在家庭日常生活样态中的情感纠缠，在撩拨广大市民情感的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上海市民特殊时期的风俗画卷。张爱玲的“上海弄堂”系列展示了“战争后的第二天”痛苦而漫长的日常生活状态，当炸弹把文明炸成碎片，劫后余生的人们只剩下生存的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④甚至当“饮食”受到威胁时，“男女”之事也可以不屑一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战争”与“孤岛”不过是其故事深远的背景，而比这些更加深远的是每天醒过来的日子，要愁柴米、要谈婚嫁、要钩心斗角、要求职谋生……在这个城市是没有英雄的，有的只是凡俗的人生，正如张爱玲所言：“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⑤ 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返回“肉身”便是现代城市伦理道德水平的下沉。这种带有生命真实与存在真实的“身体经验”写作对那些被遮蔽的、未被发现的、边缘化的甚至是新出现的“日常生活”的挖掘，无疑具有新鲜度和开拓性，特别是对于城市“亚文化”和市民“生活伦理”具有“敞开”的意义。只不过在战争环境下，上海普通市民已经退守和龟缩到更加狭小的日常生活空间，甚至于是私人生活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道德底线，只不过是从“高端”社会需求转向了“低端”的生存需求。与国家伦理“精英视角”的“俯视”不同，40年代的海派采用了日常伦理“凡人视角”的“平视”，海派小说的叙述者要么以“亲历者”身份要么与作者具有生命同构性的生存个体，实现了对市民生活的真实回归。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大多是以自我的生活实录，以唠叨式的本色语言，来展开战争情境下日常生活的叙述。那些不加修饰的平铺直叙，唠叨着“活着”、“过日子”的生活细节，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结婚生子、求职谋生的无尽话题，让读者在他们的唠叨中重新经历生活的流程，重新咀嚼凡人的艰辛。这也可以解释像予且的“石库门”小说、张爱玲的上海弄堂世界等带有沉重肉身的书写，能够风靡40年代上海都市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的叙述中，这是一个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自由的凡俗世界，所能写的只有平凡人物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家长里短，这也恰恰迎合了战争年代已经疲累的广大市民的阅读口味与需求，于是作家与读者惺惺相惜、同病相怜，把40年代的都市文学引入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