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类似于“时间开始了”的新的历史意识下，有关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基本书写内容，并指向了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建构。这一“当代文学”同步于并且内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因其鲜明的特征而产生了一系列知识、理论乃至美学上的挑战性。如何从历史的“内在视野”出发来把握这些挑战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理解当代文学何以为当代文学的关键点所在，也是今天建构“当代文学七十年”整体研究视野所需要面对的瓶颈问题。 在这样的“当代文学”框架中，类似于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①这样的现象级作品，值得进一步讨论。从“职业革命家”②的自我指认出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具有“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③的视角，依托“组织部”这一特定场域，较为深入地呈现了革命与治理、主体与环境、精神与制度等之间存在的各种张力，以及企图克服这些张力的种种成熟或不成熟的努力，提供了“当代文学”之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回应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方案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中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乃至争议，某种意义上甚至演变为了王蒙个人创作/命运沉浮乃至当代文学的重要转折点，因而如何在更有历史现场感的社会文化格局中更接地气地来把握文本内外的复杂性，仍需要探索。 1980年，以“重放的鲜花”的姿态复出的王蒙这样来谈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对于小说中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④这一看法，一方面通过淡化小说的政治色彩，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似乎已成定论并得到其认可的“反官僚主义”⑤阐释模式的反思与商榷；另一方面，则又试图通过凸显林震们故事中一直未得到应有关注的“青年”主题，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更受青睐的“青年成长”研究模式的崛起开辟了道路——事实上，当2005年王蒙不无调侃地将娜斯嘉的故事视为“颇有魅力的”“廉价的乌托邦”、进而断言林震并非“娜斯嘉式的人物”⑥的时候，可以说，在经历了更多的人情世故的磨砺后，从“青年成长”视角展开的有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研究甚至已经被收缩到了日常生活逻辑的层面，其政治性被进一步消解。 尽管王蒙的上述看法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其触及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盛行一时的“反官僚主义”分析框架，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渐成气候的“青年成长”研究模式，尽管看起来因汲取不同的时代风尚而反差较大⑦，但实际上彼此又默契地共享了相似的逻辑架构，即主要立足于青年与政治的二元理解模式，并侧重于将其中的一端作为把握小说的切入口。这固然打开了讨论小说的重要面向，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特定的结构性视野下来考察青年与政治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治理的独特性与挑战性。 可以发现，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开头，当年轻的主人公林震一开始从小学教师调动为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的时候，就面临了一系列需要调适的问题：从“管孩子”到“给党管家”，意味着需要跨越从业务工作到政治工作的调整跨度；从“熟悉的孩子的世界”进入到“电话、吸墨纸和玻璃板”的“有些陌生的环境”，实际上是需要远离鲜活的现实世界而去应对相对抽象的机关事务；从随身携带《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⑧这样的苏联“解冻时期”的“干预生活”小说的文艺热血青年到需要利用会议、调研、文件等各种规范和手段去做政治组织的基层工作人员，“他必须学会判断一切事情与一切人”，才能真正成为组织的一分子……显然，到组织部工作并不只是简单的职业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以政治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治理，青年人如何与政治及相应的体制进行有效链接，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治理者，由此成为小说关注的重点所在。 有意思的是，与上述新工作的各种挑战形成较大反差的是，作为“革命后”一代，林震却被设定为“孩子般单纯”的形象：“在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所谓“白纸”的说法显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林震而言，“白纸”般的自我指认意味着革命经历缺失的遗憾：“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因而，如何尽快地进入现实、进入革命，成为年轻一代由焦虑和憧憬出发的政治化主体建构的起点所在；另一方面，比照“一张白纸，正好写字”⑨的说法，又可以理解为，小说含蓄地引入了代际文化，将林震与其周围拥有丰富革命经验的人(如王清泉、刘世吾等)进行了切割。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震与他的前辈们对于“革命后”的“革命”的目标、内涵和路径理解/选择是不同的；也决定了，当他们都处于同一个治理体制的时候，彼此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碰撞，这显然也是社会主义治理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前提下，在以往的研究中讨论较少的林震与曾经拥有骄人革命资历的麻袋厂厂长王清泉之间的斗争，就有必要得到更多的重视。作为林震组织部生涯的开始，去麻袋厂的调研构成了其将想象中的“革命”与具体现实进行对接的最初尝试，但他显然对于如何开展工作相当生疏：“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并且“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这一看起来有点幼稚的“纸上谈兵”式的准备工作，正呼应了其“白纸”般的自我形象，暗示了其基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经验的匮乏；但另一方面，“纸上谈兵”却又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传统德性政治治理方式的一种延续，即将抽象的“道”或者更准确地说“革命信仰”作为评判现实同时也是引导现实的出发点，昭示了其企图以此引领调查研究从而建构通往实践的道路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