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之现代转型以注重文学的思想工具和社会效应为显著特征。现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明显的社会思想功能表达脉络：五四时期文学致力于“启蒙”，三四十年代在抗战背景下注重“救亡”，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塑造合乎社会建设理想的英雄形象，新时期初期用“伤痕文学”疗治社会创伤，直到新时期中期该脉络才逐渐消退。现代文学这一回应宏大时代问题的思想工具功能，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如洪子诚的“一体化”研究诠释了1950-1970年代文学在政治的规训下的思想工具效用。但是若将现代文学放置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考察，则会发现其有着更为复杂的生成动因。在近代经学与政治互生关系崩溃的背景下，经学的终结与让位对现代文学最终走上独立的思想功能表达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目前，这一问题框架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现今学界对于经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以古代文学为主，一般下限至晚清文学。而现代文学与经学，尤其对两者在社会思想功能承接关系上的问题尚未有足够认识和应有研究。本文将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考察现代文学在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作用，以及它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成其所是。 一、文学的“抒情传统”与经学的“思想传统” 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型，已成学界共识。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立的基础。王德威在《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书序中不无遗憾地表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论述以启蒙、革命是尚，1949年之后，宏大叙事更主导一切。在史诗般的国族号召下，抒情显得如此个人主义、小资情怀，自然无足轻重。”①这里清晰地指出了五四文学承担“启蒙、革命”等思想功能的“新”面貌。更进一步地说，与这种“新”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旧”面貌。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理论自提出后，经几代海内外学者的发扬，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理论体系。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抒情传统而现代文学转向了注重发挥思想工具效应方面，这似乎已经完美地回答了中国文学的“转型”问题。但是由于古典文学中存在“载道文学”一大重要类别，所以抒情传统理论在受到学界广泛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巨大挑战。如果说新旧对照的存在是中国文学发生转型的必要条件，那么，“抒情传统”是否成其为古典文学的代表性面貌，则是探讨现代文学如何“转型”的前提问题。 根据已有讨论来看，对于该问题的探讨若局限在文学内部视域中，则将陷入各执一词而无法得出有效结论。若将其放置在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视域里，问题会清晰很多。目前，该讨论总的来说是在文学内部进行的，主要着眼于中西文学比较和中国文学内部两个方面。 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理论最初便是在中西文学的比较视域中提出的。1971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上发表的致辞《中国的抒情传统》是该理论发扬之滥觞。陈世骧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做横向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同时也是它的“特色”与“荣耀”。②该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发扬者是高友工，他的探讨除了文学之外，还将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囊括在内(对此他称为“中国文化史”)，从美感经验、审美等美学角度进一步论述，并提出了“抒情美典”论。③之后的蔡英俊④、吕正惠⑤等继续沿着比较文学的路径，为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树提供了补充。 对这一理论的探讨，从中西文学的比较视域发端，然后引入到了中国文学的内部视域。如果摒弃比较视角，单从一个复杂的文学机体内部来看，任何文学的面貌都不可能是全然单一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其显著特色之外的异质成分。龚鹏程正是以此对抒情传统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所讨论的文学类型太过窄化，“论文学，完全不注意中国文章这一大范围，心目手眼只集中在诗经、楚辞、乐府、赋这四个类型……是简化得太过分”。因此，他列举了许多抒情传统说的反例以证明该传统的“不存在”。⑥ 如果说龚鹏程不满抒情传统说建构者“以西律中”的比较视角，因而提出要在中国文学内部来探讨这一问题是一大理论贡献的话，那么，他的理论视野也存在两个盲区。其一，他所摒弃的不单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视角，而是整个比较视角。其二，相对于他所批评的抒情传统说建构者们对古典文学的范畴划得太窄的问题，他自己又显得过于泛化。他指出：“理学家本身便多是诗人，朱熹就是著名的例子。”⑦以理学家的诗为反例证明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不存在，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也有混淆文学与经、史、子等其他学术门类界限之嫌。这里并非说朱熹的诗不能归入文学范畴，而是说在探讨其代表性风貌之前，应先对古典文学的范畴问题进行探讨。 若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经史子集四部的比较视野中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范畴，则不难发现，它与现代学科意义下的“古典文学”已非一个对等概念。经史子集分类在《四库全书》中已经非常成熟。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典五类。⑧文学的类属，章太炎已经指出“我们普通讲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经、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称”⑨。也就是说，探讨古典文学的典型特征，即要探讨集部的典型特征。集部收录的主要是楚辞、诗、词、赋、诗文评等体裁，从这一范围看，陈世骧对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的判断，大体是合理的。当然，这也并非要否定龚鹏程认为“中国文章”也应纳入考量的质疑的合理性。因为不管是章太炎、龚鹏程，还是陈世骧，他们所探讨的“中国文学”或“古典文学”均已是现代学科分科意义下的概念。对于该意义下的古典文学而言，“抒情”的确不是其唯一面貌。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是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潮流交替发展着的。⑩这里的“‘志’是感情，‘言志’即抒情；而‘道’是‘思想’‘目的’”。(11)从唐宋八大家到程朱到桐城派，在中国文学体系中，载道文学不可谓不繁盛。本文要探讨的是，载道文学的存在甚至繁盛是否能证伪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存在呢?前文已述，任何一个复杂悠久的文学机体的面貌都不可能是全然单一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其显著特色之外的各种异质成分。因此，在探讨一个复杂悠久的学术门类某种极其抽象的共相的时候，不能仅用正例或反例去论证某一共相的存在或不存在，而应该看某特征是否能称为该学术门类的主体特色。也即是说，考察中国传统文学的“抒情传统”是否成立，不是看它里面是否存在“非抒情”的文学，而是要看“抒情”能否成为其主体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