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就产生在当下这个时代，每位作者、读者都是在场者和见证者。因此，有些其他领域的学者认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材料随处可见，不存在史料问题，稀见史料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当代文学资料的数量急剧膨胀，没有哪个学者敢说自己可以全面地掌握材料，挂一漏万是一种常态。以长篇小说为例，冯牧在1981年2月的文艺部门党员骨干学习会上的发言中表示：“四年以来，包括省、市一级出版社，一共二百八十部，远远超过了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总合(和)，其中仅1980年即出版了八十二部。”①尽管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具体数量会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比较通行的说法是170部。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社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都在千部以上，如果将网络长篇小说统计在内，有的年份已经突破万部。在量化逻辑盛行的语境下，每年发表与出版的当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论著，再加上规模化生产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达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因此，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资料，绝大多数都在短期内自生自灭，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于一些有价值但注定很难被关注的资料而言，只有经过同时代的有心人的发现与整理，才能产生一些回响。在当代文学史料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往往是主流史料与常规史料，有价值的稀见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发掘与研究都有更大的难度。 一、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的特征与类型 关于当代文学稀见史料的界定，我认为其应该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存世稀少，极为罕见，甚至具有唯一性，研究者不易获取。其二，缺乏有效的传播，在公共领域没有产生影响，常常被忽略，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三，珍稀，有价值。并非所有作家的手写材料都有价值，譬如作家中小学时代的作文本。当然，如果能够搜集到一些代表性作家学生时代的作文本，就十分难得，这是研究其写作发展过程的重要参考。其四，原生态，是所处时代的记录与见证。目前有很多当代文学史料在这方面存在不足，譬如拍卖市场上的作家手稿，有不少赝品：有一些伪造的作家书信用的信笺是老信笺，但内容是抄写或捏造的；一些文学馆或作家纪念馆收藏的手稿，是原作者后来抄写的；还有一些视频或图像资料，曾进行过技术性的编辑或剪辑处理；一些图书钤印本，是印章主人去世后，家属在自购旧书上钤印而成；更为常见的是盗版本，目前有不少商业价值较高的珍稀版本其实只是翻印本。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有图为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原始史料作为依据，一些图像史料不足为凭，因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伪造、拼接或修改图片并非难事。 现在有大量稀见史料被锁在一些档案馆、纪念馆、文学馆的特藏库里，处于沉睡状态，有一些史料被私人收藏，还有更多史料散佚在各种废纸堆里。没有公开的稀见史料很难被有效利用，个别掌握者视之为“独门秘籍”，往往半遮半掩。不少已经被确认价值的稀见史料之所以没有被揭开面纱，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因种种原因不宜公开，譬如有些档案有保密要求或牵涉个人隐私；其二，持有者不愿公开，不少收藏机构或个人为保有珍贵史料的独享权，秘不示人；其三，有保留地公开或选择性公开，研究者最应该提防的就是这种半真半假的史料。 目前研究界使用的稀见史料，绝大多数为纸质，既有手写材料，也有印刷材料，还有一小部分是手写、印刷混合的材料，譬如各种手填的印刷表格。文学研究重点关注的一直是纸质史料，除此之外，还有影视作品、照片、录像等图像史料，以录音形式保存的口述史料和会议记录，以及遗址、故居、作家使用过的物品等实物史料。图片史料比较复杂，其中既有传统的手绘原稿、印刷的图文读物，也有作为电子媒介产物的静态照片，以及动态的影视作品和在线游戏。尽管形态有别，但图像艺术与文字艺术的交融互渗，一直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将图像史料统合起来，或许能够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中把握其动态的发展脉络。由于实物史料在文学及其相关领域往往会以图片、视频形式呈现，或者成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对象，在此不再专门讨论。下面择其要者，主要根据手写、印刷、口述、电子媒介等介质类型，从六个方面考察当代文学稀见史料的存在形态及其文化功能。 其一，手写史料。这类材料的常见形态为作品手稿、书信、日记，是解读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类材料往往独此一份，需要进行辨伪，以确保其可靠性。现在的造假技术越来越复杂和精细，有些假材料很难被识别。有个别作家为了凸显自己的高明，将标注的写作时间提前了几年乃至十几年。还有个别作家的全集或文集，编选者或作家的亲属为了维护作者的形象，对收录的部分书信或日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技术处理。更值得重视的是材料的真伪问题，譬如陈明远公开郭沫若写给他本人的信件，只有12封有手迹为凭，其他五十余封只有抄件，这引发了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和秘书王戎笙、王廷芳的质疑，认为这些抄件有伪造之嫌。手写材料不像稀见的印刷版本，后者潜在的复本会使篡改史料者有所顾忌。研究者在采信这些史料时应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收集多种信源进行参证与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