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足的进展。从1977年到2019年，①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不到1%快速上升到45.7%，高考录取率由4.7%上升到了82%。②这种跨越式的进步，不仅使得适龄青年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提升，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提高(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毛盛勇和刘一颖，2010；黄燕萍等，2013；Bramwell & Wolfe，2008；Che & Zhang，2017；Liu，2015)，而且使得大批寒门子弟获得了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善了社会收入差距(岳昌君，2004；邢春冰和李实，2011；余秀兰，2014；才国伟和刘剑雄，2014；杨娟等，2015)。毫无疑问，从总量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如果从结构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现实中却常常受到诟病(李春玲，2014；杨奇明和林坚，2014)。其中，一个异常突出的问题是，部分优质高等教育呈现出典型的“本地偏好”。 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中的“本地偏好”，集中表现为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分布高度不均(刘海峰和李木洲，2012)，造成高考录取率在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以下简称“部属高校”)的区域分布差异为例，现存的75所部属高校中，东中西部拥有的部属高校数目分别为50所、13所、12所，而在所有省份中，内蒙古、河南、广西等13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没有部属高校。第二，在现实中，代表中国最高办学水平的部属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本地偏好”倾向，招致了社会大众对于其招生公平性的严重质疑和不满(杜瑞军，2007)。例如，2006年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中，复旦大学是47%，浙江大学高达55%，而中山大学更是高达75%。③考虑到高等教育资源在短时间内既定且无法大规模调整的情况下，社会大众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以部属高校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招生过程中的“本地偏好”(刘海峰和李木洲，2012)。 从事实考察，这种“本地偏好”产生了多方面不利的影响：第一，中国高考决定了一个考生是否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如果能被中国最顶尖的一部分大学录取，对其职业前景具有重要影响。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倾向，人为降低了部分省份的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违背了宪法中的受教育权平等的原则(曲相霏，2009)。第二，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有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刘海峰和李木洲，2014)，扭曲人力资本的培养，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刘玉铭和张庆华，2006)。第三，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带来的教育不平等将加剧收入不平等，弱化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功能，加剧社会两极分化(Barro & Lee，1996；Gregorio & Lee，2002；余秀兰，2014)。第四，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倾向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差异(杨俊和李雪松，2007)。 有鉴于这种“本地偏好”危害的日益加剧，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和生源质量。因此，为了缓解和改善部属高校的属地化倾向和招生中的本地偏好，实现教育公平和促进社会和谐，教育部于2008年1月出台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部属高校要按照“生源质量为主，兼顾地区平衡”的原则来确定招生计划，并且明确规定“2008年在属地安排的计划比例不得高于2007年，在属地安排计划比例超过30%的，要逐年逐步调整至30%以内”。自此，开始了部属高校事实上的“均等化”改革。客观上看，“均等化”改革为检验“招生均等化改革与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因此，本文以此为契机，研究招生均等化改革是否影响了高校生源质量？探究招生均等化改革影响高校生源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 本文抓住2008年教育部“均等化”政策的“准实验”特征，首次利用中国2005-2015年1189所高等院校的高考招录的大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招生均等化改革对于高校招生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均等化”的确使得部属高校的生源质量显著提升，这种提升效应在本省和外省均显著。这一结论在经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均等化”政策之所以能够导致生源质量的提升，主要是这一政策诱发了部属高校招生名额配置的“双重结构优化效应”：一方面，“均等化”改革后，部属高校将更多的名额分配到了外省，降低了本省招生数额，从而实现了本省和外省之间的“结构优化效应”；另一方面，“均等化”改革后，部属高校在外省的招生名额配置中，将更多的招生名额分配给了那些相对高分招生的省份，形成了外省生源之间的“结构优化效应”。因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政策效果发挥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的高等院校“均等化”是未来教育质量提升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首次验证了教育领域本地偏好的后果，拓展了本地偏好的相关文献认知。已有大量文献(Young，2000；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白重恩等，2004；李善同等，2004；周黎安，2004；刘瑞明，2012)分析了地方保护对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或者本地偏好如何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地区发展(Golden & Min，2013；Hodler & Raschky，2014；张平等，2012；范子英和李欣，2014；范子英等，2016；李书娟和徐现祥，2016；曹春方等，2017；钱先航和曹廷求，2017)。但是，却鲜有文献研究教育领域中本地偏好的经济后果，在我们的视野内，仅有刘玉铭和张庆华(2006)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数值模拟，分析了重新分配高考名额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和福利变化。因此，本文首次通过实证检验教育中的本地偏好如何影响了高等教育招生质量，能够有力地拓展已有文献的认知。第二，评估了“均等化”的政策效果，为改革政策的评估和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教育部“均等化”政策出台至今已有十多年，然而，对于这一重要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人们却知之甚少，其效果亟待评价。本文通过科学地评估“均等化”政策的效果，能够有力回答上述问题，为这一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和完善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三，发现了“均等化”改革对于生源质量提升的“结构优化效应”，这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于招生质量提升机制的认知，而且能够为未来的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和资源配置优化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