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考改革是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两个热点议题。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各自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讨路径，然而两个议题之间的正面对话并不多见。从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顶层设计视角来看，两者都是直接关乎中国教育体系结构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跨越边界，将两者贯通起来讨论，从而更加有效地解释民众在教育变革中累积起来的不适与困惑，以便更好地回应国家教育改革的决策需求。 高考改革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属性和政策指向。恢复高考以来，每当经济发展对教育供给产生新的需求，抑或社会观念变迁对学校教育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便会催生新一轮高考改革，而每一轮高考改革前后都会掀起一波学术界与公共知识界的热议。[1]高考改革类的研究多数是为改革政策做学理论证或效果验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工具性。也有研究采取史学范式，着眼于中国历代考试制度的考证，旨在揭示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与考试之间错综复杂的规律。[2]大体上，政策研究直面当前的改革呼声，却不如历史研究那样深思熟虑，而历史研究则不免陷于“古识”，在政策建言方面力有不逮。 还有研究出于对平等权利的关切，沿袭美国教育社会学的主流范式，采用量化实证的方法揭示：当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具有怎样身份的人更有可能获得如此这般的入学机会。[3]已有研究显示，中国数据样本可以验证著名的“不平等最大化”理论，[4]或者说中国近20年的大学扩招过程存在有效扩大不平等现象。然而，中国的高考选拔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并不以“平权”为最高价值依据，也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教育平权”。相反，平权观念下对入学者身份背景的高度关注与不问出身的高考制度存在矛盾。因此，用平权程度的增减变化衡量高考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前后的入学机会分配，只是采取了一种特定立场的视角观察解读社会现象，并不致力于必须兼顾全局的政策制定或优化改革举措。并且，高考制度所追求的公平竞争与有效选才等价值原则与美国教育平权的理论基础具有本质性分歧。 笔者认为，若要以历史的、发展的、全局性眼光来思考今天的高考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容忽视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罗(Trow，M.)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壮大所隐含的质与量的变化规律做出有效概括，其理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力。随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被全面译介到中国，毛入学率超过50%被正式设定为标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指标。[5]在国家教育发展目标制定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就成了热门研究课题。课题的主要方向是研究关于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如何影响质的问题、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的问题、大众化前后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问题以及大众化如何促使大学教育教学发生变革等问题。[6]研究此领域的学者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际学界展开了充分对话，在可比要素(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数量、性质、结构、财政等)上实现成效性的国际比较。[7]然而总体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论域没有超出高等教育的范围，几乎没有研究专门讨论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基础教育乃至全教育系统的影响。立足中国教育体系来看，对高考制度如何受高等教育大众化影响，我们的认识上还存在许多理论空白。国际上公认的规律是，高等教育扩张隐含着大学、学生和教师的全面多样化与层次化变革。这种多元与分化对一个由国家统一组织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招生制度所规定的教育系统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对高考制度施加了怎样的改革压力？这个体制性问题超出了欧美学者提供的理论准备。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高考制度是结构性的论题，[8]而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只影响高等教育，更是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教育系统，牵引着每个家庭的教育观念。 本文拟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中的两个关键变化进行讨论。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升学竞争性质的变化，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高考功能属性的变化，并将其还原到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展开分析，以期为陷于理论与实践困局中的高考改革开辟新的思路。 二、报名率：高等教育扩张与大众升学热情 为了确切描述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实际态势，笔者整理了1985-2019年官方统计的适龄人口数、高考报名人数、高等教育本科入学人数和专科入学人数。(见图1)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1999年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1985-1998年)18岁人口数量庞大，多数年份超过2 000万，但报名高考人数大体稳定在200万～300万。期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则从60万稳步上升至100万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稳步扩大阶段，也是精英高等教育时期。 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政策性大幅扩招，本科和专科入学人数均急剧增长。扩招政策与人口变化同步，18岁人口在2005年达到1986年后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也很剧烈，2007年突破1 000万，以至于2007年前后几年每年落榜人数比此前各阶段都更多。2010年后，由于人口回落等原因，高考报名人数不再急剧增长，高等教育扩招速度也有所缓和。2017年后，本科扩招增长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专科急速扩招，可能受此影响，高考报名人数又一次呈现增长趋势，而落榜人数则进一步减少。 由于每年适龄人口数变化较大，为了更好地刻画人们升学意愿，本文采用高考报名人数与18岁人口数的比值进行观测，①该比值对应的是右侧纵坐标标尺(以下简称报名率)。虽然数值含义不够严格，该比值在不同年份的相对变化仍可以代表人们对参与高考的热情增减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这一时期的升学热情越高。同时，本文操作化地定义：上线率=入学人数/升学考试报名人数，以此代表考试的筛选强度。 进一步观察图1中各项数据趋势，特别是其中反映升学心态的报名率的变化，可以将1978年至今分为三期四个阶段(第三期有两个政策性阶段)。 (一)1978-1998年：“读书的料”上大学 这个阶段，高考的报名人数年均250万，本科上线率低于20%，加上专科的高等教育上线率均值是30%。高中的毛入学率虽然大幅增长，但1998年前都没有高过四成，②适龄人口中只有少数会参加高考，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考虑要接受高等教育。能够考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凤毛麟角，被认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包分配”制度具有鲜明的精英教育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