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1)08-0001-19 近年来，大学的伦理基础已在“在明明德”的标题下引起理论和实践关注。[1]立德树人功能在政策话语中地位凸显，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大学改革发展中的伦理自觉。但就大学治理研究而言，还缺乏应有的伦理观照。大学是一种法人组织形式。组织是为一定目的协调集体行动的系统。[2]法人行动以组织目的为牵引而展开。大学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人对组织内外行动的协调。这就产生如下的问题：大学治理的目的如何？大学治理为治理而治理，即以治理为目的，治理的目的是“善治”吗？善治之善，是工具性的以技术优劣鉴别的“善”，还是价值性的富有深刻人道意义的“善”？或者，善治是以治理为手段，实现组织的更高目的？如果有更高的目的，那么这个更高的目的是什么？是卓越，世界一流，排行榜领先，高满意度，抑或其他？卓越是组织发展文献中的一个关键词。彼特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1982)与彼特斯和奥斯汀的《卓越的激情》(A Passion for Excellence，1985)都从积极的意义上使用了“卓越”(Excellence)一词。科林斯的著作“Good to Great”(2001)中文译文为《从优秀到卓越》，也包含了“卓越”一词。如此看来，中文的“卓越”既对应于“excellence”，也对应于“great”。即使有英文语词上的差异，“卓越”总归是与“极好的”相联系，因此是值得肯定和追求的。在彼特斯等人的“卓越”中，包含了“意义建构”的内容，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处于七项标准的中心位置(其他的六项为结构，体系，战略，风格，技能，人员)。彼特斯等人所谓“通过人来”实现卓越，或科林斯“先人后事”，都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作用。这些著作是基于对表现卓越的企业的研究而写的。刘易斯以哈佛大学为个案的著作“Excellence without Soul”(2006)，中文译本为《失去灵魂的卓越》，这使“卓越”蒙上了一层阴影。似乎卓越有两类，一类是有灵魂的卓越，一类是失去灵魂的卓越。上述研究中企业卓越蕴含了灵魂的维度，而大学卓越却有“灵魂之有无”的差别，这似乎说不通。失去灵魂的卓越似乎无法理解。细加分析，《失去灵魂的卓越》是对“卓越的大学遗忘本科教育”的批判。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虽有联系，但在特定时间区间内和在资源存量有限的前提下，就资源分配特别是注意力分配而言，存在着功能之间的资源争夺。从而，一个方面的卓越可能会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卓越为代价。刘易斯的本意不是以有无灵魂为标准为两类卓越划界，而是对挖空卓越灵魂的大学现实的批判。与“追求卓越”比较接近的本土话语是“止于至善”。当今世界与《礼记·大学》视界中的社会相比较，可谓天翻地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许多过去看来不可能的事物成为现实，但灵魂和意义方面的问题，并未因此而获得颠覆性的解决。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现实焦虑和思想纠葛，而“至善”则是永不褪色的主题。大学治理自然涉及“善治”的目标，但“善治”指向“至善”，“至善”才是更高的治理目的。 一、大学治理现代化：话语情境与伦理向度 1.大学治理现代化论题有其实践根源，也是形式化的论题预设 治理是一个常新论题。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治理”的出现频次多于“管理”。但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管理是更为常用的词汇。当下，虽然“管理”也并没有过时，但“治理”重回主流话语。以“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为例，究其语词使用时序，会发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话语迭代现象，即新近“热词”覆盖先前用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现代大学制度”出现，21世纪之初迎来热议，之后进入政策文本，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见证了语词由学界、大学实践到国家政策的“知识转移”过程。与此类似，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经纳入政策词汇，便出现“话语动员”“话语传播”“话语套用”和“话语复制”等现象。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焦点论题，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就实践而言，政策话语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和动员力，它可以起到其他形式的话语所不可替代的“格式化”覆盖效果。从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要求来看，局部对整体的、下位对上位的政策话语套用现象有其合理性。若不如此，整体性概念就没有依托和支撑，整体性的行动也就没有落实和实施的基础。如此，包括大学在内的教育系统使用“治理现代化”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语，就理所当然。①从“现代大学制度”引起学界热议，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题在实践领域和学界的广泛扩散，都反映出响应政策的话语套用和论题预设的形式化思维倾向。 当然，如果“现代化”被理解为一种更高的发展标准的话，大学治理现代化也有其自身独特的现实基础。有学者在讨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候指出，“教育治理现代化涵括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主旨为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制度障碍、利益冲突、权力矛盾等，从而实现教育强国”[3]。教育强国的实现需要许多前提性条件。其中就包括教育治理现代化。推进治理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并非无所不包，而是为了加强服务强国的有效性，直面且解决诸多制约效力效能的体制机制问题。从“问题导向”出发来看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确需从教育系统的治理问题入手。大学治理是教育治理的组成部分，大学治理有其需要面对的特殊问题。治理层级不同，问题的责任主体和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问题不同，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和工具也有差别。在整体投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从重点大学建设到“211工程”“985工程”再到“双一流”建设，选优投入、重点支持的政策路径一以贯之，但高等教育在以科技为代表和支撑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钱学森之问”不是空穴来风，当下也并未失去意义。整体上看，仅就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还有待加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离现代化强国的要求还有差距。反向推断，由大学治理、高等教育治理、教育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等不同主体构成的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仅是在上位政策影响下“话语套用”的形式性论题预设，还有其论题生成的实质性问题基础。目前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套用一般政策话语，作体系和能力二分。一方面大学内外体系有一个衔接问题，另一方面还有能力的局部与整体关系问题(见表1)。涉及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的关系(Si，Se)，以及内部能力和外部能力的关系(Ci，Ce)。理论上看，内外体系是一致的、和谐的、刚性联系着的，但是，现实中内外体系是一种松散耦合的关系，客观上还存在着体系的冲突。从内外能力建设上看，理论上能力是一个整体，整体能力依赖于部分的能力，最后依赖于个体的能力。但是，能力是潜在的、蛰伏的，只有在行动空间为外部激励和内在动机驱动，才有可能展现并得到发展。且任务的分配、利益的平衡对组织和个体的能力起着促进或限制作用。所以，能力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它和体系相关，和系统及组织的协作性水平相关。以体系和能力为两个维度，从内外关系的角度进一步细分，还有内外部体系和能力的四种组合。即内部体系和内部能力的关系(Ⅰ)；外部体系和外部能力的关系(Ⅱ)；外部能力和内部体系的关系(Ⅲ)；外部体系和内部能力的关系(Ⅳ)。体系和能力都是可变的。从历史发展的宏大场面来看，体系具有给定性和创造性二重属性。在特定历史截面，一个系统不能与历史隔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历史给定的体系。但同时人是能动的，人还有改造体系和创建体系的动力和能力。从大历史观来看，体系是人的创造，体系有强有弱，体系的强大乃是人的强大的反映，是人们对体系所面对的对象之科学系统地把握的结果。所以，根本上来说，人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能力基础，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