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起初将粉丝翻译为“迷”，但由于语言使用的问题，单字的“迷”总是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文化类型结合在一起，如“影迷”“歌迷”“书迷”“球迷”等。在 21 世纪初的初代选秀崛起后，“粉丝”这一音译传遍大江南北。它在被音译的最初就宣称了自己“亚文化”的圈层属性，不“追星”的圈外人不会了解“粉丝”的含义。直到中国的粉丝文化日益变得不可忽视，“粉丝”一词才在各文化圈层被普遍使用。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渴求开放与融合的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生态，也拥抱了来自国际的文化产品。代表着知识分子文化的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继退潮，文化快餐逐渐成为我国流行文化的主流。由于文化上的亲缘性，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文化最早产生影响，描绘情感与伦理的作家琼瑶、歌声婉转缠绵的邓丽君、轰动亚洲的“四大天王”轮番登场。其后，美国的情景剧、日本的动漫也被引入国门。舶来文化在为中国流行文化产业提供模板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娱乐崇拜心理。亚文化的逻辑与样态在这个阶段有了端倪。1993 年的小品《追星族》为这一时期的粉丝文化分析提供了绝佳的例子。在这个阶段，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为观众提供了陪伴式的媒介环境。定期的电视节目观看是属于粉丝群体的文化仪式，它搭建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连接关系。 数字技术将话语权交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这意味着更多的参与、更多的连接、更大的社区。在技术的进化与资本的操控下，粉丝文化在“内卷”的同时也在发生“外爆”。数字时代粉丝的实践模式越来越多样，但逻辑不变，仍是群体之间的竞争意识在起作用。各式各样的榜单与话题广场要求粉丝无时无刻不在线上支持偶像，出于热爱的参与行为在资本与算法的规训下成为一种黏性劳动。粉丝劳工是近期学界频繁讨论的问题，学者们期待的本是流行文化的持续民主化，迎来的却是资本对文化的新型专制。 粉丝，尤其是女性粉丝的角色认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女友”“妈妈”与“女工”是其主要角色。女友称谓代表着粉丝原始的痴迷情感 ；妈妈称谓代表着粉丝对偶像文本的再创作 ；而女工则是一种近乎职业化的粉丝实践——女工的工种依个人特长而变，包括数据女工、控评（公关）女工、物料女工（如创作宣传图）、翻译女工等。 参与思维主导的粉丝文化正在重新定义“粉丝”，参与度成为新的场域逻辑。在榜单竞争如火如荼的今天，没有花钱买专辑、没有做数据的人常常被“开除粉籍”。情感的投射实践常常变成强制的义务，参与度不够就没有资格自称粉丝。此外，发表不符合所属粉圈主流观点的言论也有可能被“开除粉籍”。在反复的粉丝边界的确认中，粉丝群体的文化逻辑被建构起来。偶像泛化的趋势在 2010 前已出现，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愈演愈烈。一方面，草根红人涌入文化工业中，依靠其独特的艺能从传统偶像界分走了一大批粉丝 ；另一方面，科技、游戏、体育等领域都涌入了不同程度的狂热追随者。偶像泛化意味着“粉圈逻辑”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比如，“体育迷”早已有之，甚至“粉丝”一词最早就是专门用来指称“死忠”的棒球迷的。但在数字环境以及粉丝文化演进的语境下，体育迷与体育粉丝有着不同的涵义 ：“体育迷”强调的仍是对于赛事的热情，而体育粉丝带有粉丝文化特有的流动性，不限于对赛事的关注。以乒乓球国手马龙为例，为马龙打榜、创作马龙的同人作品、为马龙的相关话题控评，都是体育粉丝相较于体育迷特有的实践。偶像泛化的影响顺应了尼尔·波兹曼对于娱乐逻辑的看法，在粉丝群体迁移以及“万物皆粉”的趋势下，内圈的逻辑向外输出。 前文提到，粉圈如今似乎已不太适合来形容总体的粉丝文化，偶像的泛化以及粉丝规模的扩大使得粉丝群体不再是狭小的“圈”。事实上，在粉丝实践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对冲中，“出圈”已经成为常态。出圈原义指明星或事物知名度的提高。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出圈”的隐喻 ：粉丝文化的向外延伸不仅意味着内容的可见度提高，也象征着一种“外爆”，即文化逻辑、行为模式的向外扩张。这种扩张在目前因引发的文化乱象而被关注，但若引导得宜，或许也有积极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