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语言的不确定性及其诗性特质对史学的侵入，导致整个历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都遭到了质疑；又加之后现代主义文化浪潮的推波助澜，如何书写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更成为西方人文思想界的重大问题。大屠杀的历史意义已经超出极限，成为一个创伤性事件，挑战了人类既有的认知系统和理解能力，如果仅仅以保留文献材料为目的记录下相关历史事件，那么这一类似编年史的历史书写，无论如何也不能呈现大屠杀的反人类本质，不能充分再现这一极端事件的种种影响、内涵及其与普通历史事件之差异。鉴于此类极端事件的书写困境，以及历史创伤始终无法得到修通(working through)，其被压抑的历史意识不断萦绕着创伤主体，形成历史的强迫性重复①，最终冲击了传统的史学研究和书写的范式，导致了历史的表征危机，激进的史学理论家甚至宣称“历史终结论”。 但以此极端的方式宣布历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此消失，毋宁说，这种迫于危机感而发出的呼吁实际上是对历史学科本身的一种反思，尤其是需要对一些新出现的历史状况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回应。在此语境中重新反思历史的书写媒介语言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搁置传统的模仿论或语言再现论观念，从伦理学层面将文学观念引入历史书写，将有助于处理后现代时期出现的历史表征困境。 一 表征危机：从“模仿论”到大屠杀的挑战 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和围绕纳粹大屠杀的再现展开的争议，使传统的历史书写范式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大屠杀文学与艺术作品，一系列档案、口述、见证和记忆文献的涌现，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多维度的补充。但这又遭遇追求“客观真实”与“真相”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们的非难；它使大屠杀历史的再现成为一个世纪难题。历史需要诉诸语言书写，而语言本身的修辞性、多义性，又必然使历史文本具有诗性内涵，从而影响历史的客观性。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历史与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二者之间的纠葛难解难分。实际上，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的界限并不清晰，它们共同分有着“模仿论”的现实主义观念。不可避免的是，大屠杀等极端历史事件的发生对这一共享观念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语言作为再现现实之媒介的认知是肯定的。根据语言与对象的指称和对应关系，一般认为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媒介和工具，其与对象的关系是忠实地“模仿”或“再现”，可以说“从最初起源于希腊开始，模仿就将艺术再现的观念与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更为普遍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也与我们对外在事物和生活环境的认识与互动的各种方式联系在了一起”②。模仿论的基本前提是对语言的绝对信任以及对语言工具论观念的认可；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开始遭遇挑战。西方世界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极大变动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③，哲学探讨开始从“我们能认识什么”转向“我们如何认识”的问题。后者引起了人们对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方式问题的集中探讨，曾经被认为是透明表达工具的语言成为凸显因素和反思对象。语言不再是客观再现对象的工具，而逐渐独立、退化为无法指向所指和意义的符号碎片，乃至一切哲学问题也都成了语言学问题，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探索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只是询问我们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我们的认识”④。对语言再现对象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能性的怀疑从语言学、文学领域波及其他各学科领域，对史学的冲击则表现为促使传统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历史表征危机的出现。 随着语言符号的独立，历史文本作为符号组织的结构实体，它不再是现实的表征或指涉，而逸出了语言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再现的模仿论范畴。罗兰·巴特认为，历史文本中话语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优先于现实：“历史话语并不顺依现实，它只是赋予现实以意义；它随时断言：‘该事发生了’，但所传达的意义只不过是：某人作了这一断言而已。……当历史要求颠覆文明的基础时，现实就可以被改变，以符合历史的需要。”⑤且不说在语言符号背后运行着一种非个人的书写的权力关系⑥，语言不过是实现这一权力关系的途径，重要的是所谓客观的历史实在被消灭了，只剩下一堆独立的但同时又不断遭到权力挪用的符号碎片。这一认知在20世纪70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中不断深化，对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史学构成极大的消解，由此出现了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激进的史学理论家开始反对过去所谓的“历史真实”观念，认为客观实在不过是一种假设，应当意识到语言自身作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的分离与非对应性。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就曾用“替代论”驳斥“相似论”，引起了史学家的恐慌和不安，他认为“关于实在的艺术再现并不是对实在的模拟或模仿……而是对实在的替代”⑦，语言使不在场的事物“再度呈现”(re-present)，其本身就具有本体论意义，符号替代了我们所意指的客观的“历史”。基于语言获得的独立性，其模仿现实和再现现实的效果越来越模糊，乃至退化到几乎无法真实地呈现现实世界和过去的历史事件，历史书写的既有工具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思潮中出现了瘫痪。 更令人焦灼的是，纳粹大屠杀等极端事件的书写争议进一步质疑了语言再现现实的能力乃至历史书写的合法性。阿多诺认为集体屠杀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仪式，“将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意识和意义已经无能为力，真理已走入穷途末路”⑧。对利奥塔来说，大屠杀事件就像一场地震，其强大的力量使传统的宏大叙事在历史再现中变得不再可能，它使一切表现手法都失去作用，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书写历史。海登·怀特也提出了后现代时期历史书写的模式(如喜剧或悲剧)建构和标准(如真或善)问题，他认为，如果将纳粹大屠杀仅视为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只是利用语言记录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经过，那么这样的历史作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而言似乎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也或许仅仅是一部编年纪事罢了，何况纳粹事件中还有诸多超出其历史意义之外的东西无法被记录，它逾越了语言的界限。作为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特殊事件，正由于其屠杀规模的空前性、所使用的技术和所依赖的官僚体制，以及与现代文明相悖的非人性、为实现虚幻的完美世界的目的性等独有特征，使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再现逸出了传统历史书写方式之外，它极大地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和良知，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困境。乔治·斯坦纳写道：在纳粹德国，一个人可以晚上读歌德和里尔克，弹巴赫和舒伯特，第二天早上却仍然心安理得地去奥斯威辛集中营上班。思想文化的分裂同时使表意符号的符号链断裂，导致作为再现媒介的语言面临滥用和破产的危机。德语被感染上极端的非人道，被用来执行数不清的谎言说服德国民众相信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以及记下发生的一切，并对其进行分类、编年、归档(包括一切恶心且无法忍受的事，比如记录那些发生在地下室里对犹太人进行鞭打、折磨的一切细节，记录犹太人用手和嘴清扫公共厕所等)。此外那些常人无法说出口的“猪”“清除”“害虫”“肮脏的老鼠、蟑螂”等词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而对纳粹的一切行动则都赋予美化的词语，如“突破”“战胜”“灵动的战线”“光明”等，从而使这些语言所承载的最初意义被架空。“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词语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⑨。大屠杀无法分类的特性及其迫使人沉默的威胁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认知观念，也进一步使现代文明及其符号——语言——随之失去其所承担的人文意义，加剧了其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