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阿甘本研究的一个常见的误解是：阿甘本将生命分成了政治生活(bios)和生物性生命(zoè)两个部分，而他的生命政治学无非是站在赤裸生命或生物性生命的基础上对社会统治和支配的体制进行反抗，从而让赤裸生命获得它应有的形式。然而，这里的一个悖论是，被排斥的赤裸生命一旦获得承认，它们本身也就成了有资格的政治身份，可以与其他人一样拥有政治生活(bios)。这样，赤裸生命的概念就不再适用于他们。但是，新的赤裸生命会在新的体制下衍生出来。也就是说，与以往的反抗主体(如无产阶级、黑人、女性等)拥有相对固定的身份不同，赤裸生命或zo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与此对应，阿甘本也发现了作为政治体制构成基础的bios也不是稳定的。因为条件和结构的变化，bios也可以随时变成赤裸生命。这样，生命政治学绝对不是简单地将政治身份或bios赋予那些被排斥的生命，就可以实现普遍共同体；相反，由于bios和zoè的区分并不固定在某一个或几个确定的政治身份区分(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男性—女性、白人—黑人等)之中，那么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让zoè或赤裸生命获得他们应有的政治资格，而是如何让将bios和zoè区分开来的政治体制不再起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阿甘本的所有作品中，事实上最重要的并不是1995年让他声名鹊起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尽管在这本书里他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相提并论，认为资本主义当代治理体制利用手中的至高权力将所有人都变成了赤裸生命。但是，更准确地说，这本书的价值仅仅在于阿甘本用他独特的词汇体系，描述了资本主义统治的黑暗面，而不是一种深入的思考。相对于《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更为重要的是，阿甘本进一步考察了资本主义治理体系及其装置，并进一步思考如何让这个体系和装置不再起作用。而这个思考是在他的《至高的清贫》(The Highest Poverty)和《身体使用》(The Use of Bodies)中完成的。实际上，阿甘本看到，最为关键的革命，并不在于被排斥或被剥夺的赤裸生命在这个区分内部向具有身份资格的bios发出反抗和挑战，因为这种反抗的结果只是用新的bios和zoè的区分取代了之前的区分，而bios和zoè的二元格局并没有在革命或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被消灭，只是不同个体身份之间完成了洗牌。那么，如果要实现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就必须让这个将身体区分为bios和zoè的体制不再起作用，让其无效。这正是《身体使用》一书最后的目的：“在那一刻，政治的装置不再发挥作用，潜能变成了生命形式，而生命形式从根本上是一种解构(destituent)。”①因此，如果要弄懂阿甘本提出的超越bios和zoè的二分的循环命运，就必须回到那个让这个区分得以成立的装置，只有让这个装置不再起作用，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事件。 一 什么是装置？ 1907年4月，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手持一把火炬，扛着一个木制梯子，在点燃曼哈顿街头的最后一盏油气路灯之后，回到了纽约路灯公司的那幢大楼里。大楼外侧，已经亮起通了电线的电灯，这个新发明的玩意儿让路灯公司的建筑更加璀璨亮丽。这个男人并没有心情去欣赏建筑内外的新鲜玩意儿，虽然这个新鲜玩意儿带来了比之前油气路灯更为明亮也更为稳定、不晃眼的照明，但他的心中一片黯淡。因为，在他出发去点燃纽约曼哈顿大街上的油气路灯之前，他的老板刚刚告知一大批像他这样的公司老人，明天起不用再来公司上班了。那男人叹了口气，他每天的工作很简单，也很辛苦。所谓的工作就是在黑夜来临之际，扛着梯子，用手中的火把将纽约街头的油气路灯一一点燃。有时候他们还会背上一个油气壶，向那些明显油气不足的路灯里添加油气。而在黎明之际，他们需要再次重复傍晚时走过的路线，再次将梯子架在每一盏油气路灯前，将闪烁着微光的油气路灯一一熄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当时纽约的市民亲切地将他们称为“燃灯人”(lamplighter)。正是他们的不懈劳动，为在黑暗中行路的人们照亮了回家的路，也正是他们风雨无阻、日复一日的工作，让那些不得不在风雨中奔波的人在他们点燃的油气路灯下寻得一丝温暖的慰藉。现在堕入黑暗的是他们，这些在往日里为夜行人们照亮路程的燃灯人。他们之所以失去支撑了数十年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消极怠工，也不是因为他们与老板和工头们起了冲突。在他们看来，让他们失去养活自己和家人的饭碗的，并不是发生了某种意外的事件。但是，那里的确发生了什么。卡尔·B.弗雷(Carl B.Frey)记述了这个悲惨的过程： 从事燃灯人这样工作的市民的确很悲摧。街上的油气路灯需要燃灯人的照料，但电灯的发明，电力带来的神秘莫测的力量，让燃灯人的触摸路灯的技能变得一文不值。电力路灯既带来了光明，也带来了乡愁。换成电气路灯之后，纽约市民依然觉得每天还是有人在黄昏时点燃路灯，在黎明时熄灭它们。在纽约，燃灯人的职业曾和警察、邮递员一样必不可少。他们的职业可以追溯到1414年，那时，伦敦城第一次在路上设置了路灯，现在燃灯人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② 燃灯人的故事或许只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沧海一粟，或许那些纽约或伦敦街头的夜行的过客都不记得这些燃灯人的背影是如何消失在黑暗中的。但是，让他们消失的力量，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在爱迪生的电灯发明之后，他们的职业仍然在纽约市存活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工作能力、职业素养甚至工作态度都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变化的是这个世界，是电气化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燃灯人不过是电气化革命中消失的一小部分，与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马车夫。问题并不在于燃灯人们做了什么(其实，相对于他们之前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而是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按照既定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去做事，每天傍晚背着梯子，拿着火把去点燃油气路灯。然而这种过于程式化和规范化的生活恰恰让他们跌入了深渊。换句话说，他们的悲剧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太习惯于这套程式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甚至直接将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同于生命本身，认为这就是他们应该过的生活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被异化为一种装置，他们生命的节奏和律动是围绕着这个装置进行的，而且他们所谓的体面的生活(即弗雷提到的，燃灯人曾经有与警察和邮递员一样的身份和地位)，由于世界的一次运动——如电灯的发明——瞬间变成了不正当的人(the improper)的生活。他们从在资本主义的装置中具有一定资格和地位的一环，变成了被排斥的人。他们前一天还在街上按照常规点燃油气路灯，第二天就被甩入失业大军，与那些贫困交加的无产者一起经受电气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风雪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