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1)08-0011-14 经济与文化、理性与情感、自利与团结、市场与道德、金钱与亲密关系，这一组组“相互对立”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社会学家在论及这些关系时均有意无意地接纳了“二元论”的观点，由此将经济与文化对立起来，得出了“非此即彼”的结论。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相比于研究器官捐献、亲密关系、照护服务等领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真实世界中的人们并未被此种二元论所左右，他们的生活智慧不断打破此种二元对立的神话，从而刷新我们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理解。数十年来，美国社会学家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国内学界亦有译作“泽利泽尔”)一直致力于经济社会学中的文化解释路径的研究与推广，其多部著作已然成为学界经典。作为这一研究路径的核心人物，她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不断逼近真实世界，给予我们认识经济与文化关系以许多启迪。本文试图梳理社会学中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来龙去脉，以泽利泽的研究和贡献为中心，兼及一些新进展，较为系统地介绍经济社会学中的文化解释路径，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意义。 一、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敌对世界观”和“除此无他论”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源于人类活动领域的基本划分：一是物质世界，一是精神世界。二者的根本界分与差异，导致了哲学中的唯心唯物争论，也使社会学从诞生伊始就绕不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马克思认为，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必将“玷污”人类所珍视的亲情、爱情、友情的高尚和神圣性。他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就发出过警告：“(货币)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①因而，马克思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激进的平均主义者(leveler)”。②齐美尔表达了与马克思类似的焦虑和担忧：在现代世界，个体变得缺乏个性而精于计算，已然蜕变为行尸走肉，金钱似乎已经取代上帝的位置，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他告诫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③韦伯虽然指出理念对行动的“扳道工”意义，④并且以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经典案例，明确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对物质世界的反作用，但亦显露出对理性化力量日益膨胀之后会将人类困于“铁笼”的忧虑。他说道：“自从禁欲主义开始重塑尘世并在尘世贯彻它的理想起，物质财富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最终变得不可动摇。……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⑤ “经济反噬社会和文化”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在后来的社会理论家当中亦为常见。波兰尼沿着古典社会理论家的思路，用了“脱嵌”这一概念来描述不断扩展的市场对社会领域的入侵和腐蚀。市场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也使得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重要的人类行为原则被市场的分配原则所驱逐甚至取代，商品化和货币化由此构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威胁”。⑥哈贝马斯则将类似的情形称之为市场和理性原则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即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权力所侵蚀。⑦蒂特马斯(Richard Titmass)则考察了血液捐献这一具体领域，认为商业性的血液分配系统不仅在效率方面不如志愿的献血系统，而且还有害于整体的社会秩序。因此他强调，对于人类社会一些特定的活动，包括血液捐献、器官移植、收养照料、医学实验参与等，都应该拒斥商业性的方式，采取互惠或礼物交换的方式。⑧而一度在战后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则基于这种“二元论”立场，与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朋友们达成“帕森斯约定”(Parsons' Pact)，即经济、市场、经济价值都由经济学来研究，留给社会学的则是各种经济嵌入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其他价值。⑨毋庸置疑，这直接限制了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也无益于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所以格兰诺维特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帕森斯及其追随者这种带有强烈自我边缘化色彩的“经济与社会”视角，实则缩小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空间。⑩ 对这些社会理论家的论断，我们大致会有三个印象：第一，经济的领域与文化的领域是界限明晰、区分明确的；第二，经济和文化最好不要“接触”，否则文化领域将不可避免地被理性和效率的逻辑所左右、侵蚀甚或败坏、变质；第三，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背后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隐忧，即在现代世界中，经济脱嵌于社会和文化，甚至反过来控制、搅乱、“污染”社会和文化领域。 泽利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弥漫于学界的“敌对世界观”(a view of“hostile worlds”)，这样一种预设意味着对经济和文化/社会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理解。(11)如泽利泽所言：“如果它们发生了混淆，则彼此都会受到玷污；如果工具理性侵入感性的情感世界，情感之源就会枯竭。如果把感情引入理性交易之中，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偏见和裙带主义盛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若要两个领域相安无事，则必须保持恰当的距离，彼此之间维持必要且清晰的边界。(1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社会学家秉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经济、市场、效率、理性等一旦与文化现象相接触，其后果便是“侵入”和“殖民”，是对文化领域的基础原则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