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已经成为社会学史上的经典，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影响了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学研究者。想象力的经久不衰一方面是其学术深度与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想象力不断被阐释和再阐释，并被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学者赋予新的意涵与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新”为前缀对社会学想象力进行重构或者续写成为学者的学术目标（Fuller，2006；Pyyhtinen，2016）。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与米尔斯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不仅历史进程被重塑，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因为科技文化的发展和嵌入而发生了巨变。作为一门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学科，社会学也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中不断完成自我的发展与重构，并拓展了想象力在当代的理论疆域与学术生命力。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个人麻烦”，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以及面对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具有数字化的特征，这些新变化也为如何实践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问题。我们亟需一种新的想象力，来理解和“解锁”（unlocking）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数字生活。本文以“数字麻烦”来概括个体在当代大数据情境中容易遭遇的问题，强调对其理解与转化，批判性地把握和解读技术嵌入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社会性”是实践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社会学的大数据研究，不仅需要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上的创新与精进，同时也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高度嵌入，传统社会学理论固有的范式需要应对技术革新及其后果带来的挑战。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性”——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社会生活的数据化转型（Mayer-Schounberger & Cukier，2013；van Dijck，2014），不仅主体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体的身份也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空间中被赋予更大和更灵活的延展性。尽管我们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当我们行动衍生的数据被不同公司或者机构根据特定的算法分类、排序和组织，完成我们在服务器节点中“数据主体”（data subject）（EU，2016）或者“算法身份”（algorithmic identity）（Cheney-Lippold，2011）的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造成实际后果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背后技术运行的机制，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甚至对这一过程完全不知情。在数据失控的“黑箱社会”（Pasquale，2015），存在“技术无意识”（Clough，2000；Thrift，2005）的状态。黑箱社会的隐喻加大了在新社会情境下实践想象力的难度，但这也是21世纪的社会学无法回避的责任与义务。 一、万物皆可数据：社会学想象力的当代拓展与新挑战 如同互联网应用和软件产品的更新与升级，社会学想象力也是一个不断完成版本升级的理论产品。这种更新升级包含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采取历史的路径，在历史情境中解读米尔斯的理论，它纠正可能存在的理论误读，丰富我们对想象力的当代理解；第二种方法结合新的社会现实与状况，强调更新想象力的必要，以把握和理解当前社会的新情境与新问题。万物皆可数据（datafication of everything）所形成的数据洪流，对新情境下实践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要求。 （一）想象力的当代拓展 后米尔斯时代的社会学想象力继承和拓展了米尔斯留下的学术遗产。史蒂夫·福勒（Steve Fuller）的新社会学想象力指出了这门学科在当代面临的新议题，尤其是来自生物自由主义（bioliberalism）的挑战（Fuller，2006）。当代社会学可以通过重归古典社会学理论中被隐藏的生物学传统来介入当代公共议题的讨论。玛瑞纳斯·奥萨瓦德（Marinus Ossewaarde）则认为新兴起的“新福利与战争国家”（The New Welfare-Warfare state）作为后冷战时代的基本情境，它与想象力诞生的时代存在巨大差异（Ossewaarde，2011）。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生物技术、优生学和种族政策反映了社会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它们对想象力的升级提出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想象力的拓展和更新并不是社会学理论内在逻辑发展演绎的结果，它更多地来自对外部诸种挑战与思潮的回应。 在方法论维度，历史上想象力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评容易被贴上反实证主义的标签，但是想象力的当代拓展面临学科发展的新情境。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论传统之间的范式战争趋于缓和，方法间的融合与创新代表了新发展方向（Bryman，2008）。不仅要承认社会学内部的异质性，更需要将其转变为实践创新学科性和混合方法的财富（Mjoset，2013）。走出米尔斯和方法之争，避免陷入二元论陷阱，寻求方法之间的尊重、包容与取长补短，以实现对当代社会学想象力的完整理解（陈云松，2018）。 因为想象力蕴含着强烈的批判属性，这一经典作为米尔斯的“政治纲领”（赵立玮，2016），依然可以运用到对当代社会学的学科反思和自省中去。吉登斯将米尔斯的想象力扩容为整合了历史、人类学和批判的三重感知力，当代社会学需要通过历史比较分析来理解现代社会和生活，以人类学感知力来理解西方文明之外的多元社会，并通过批判现有形式的社会来探寻未来社会的可能（Giddens，1986：16-22）。三重感知力的理论视野溢出了西方和美国的地理区域，它不仅批判了古典社会学中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遗产，还带有“修正”其中误读和偏见的理论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