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教育经常被视为一种“投资”，正因此，教育在物质层面的回报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的关注。然而在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中的“物质性”回报已经不能涵盖教育对个体生活所产生的全部影响。教育过程从多个方面塑造了个人，为个体的生活带来了全面的实质性改变。在此背景下，教育的“非物质回报”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Oreopoulos & Salvanefs，2011；Hout，2012）。在这些研究中，教育对个体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水平的影响日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于一般信任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持因素，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的关系理应成为教育社会学和信任研究的重要议题（Schieman & Plickert，2008；Borgonovi，2012）。对其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于认识转型期中国社会尤其重要。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入讨论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有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高等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影响（Huang et al.，2011；黄健、邓燕华，2012）。然而，截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93%（国家统计局，2011）。因此，仅仅关注高等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影响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全部教育阶段的潜在“信任回报”。鉴于此，本文将教育变量扩展至全部教育阶段，并试图通过统计分析手段，展示其对个人一般信任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影响一般信任的机制问题颇受学者们的重视（黄健、邓燕华，2012；吴进进，2019），但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存在多种中介变量，彼此之间可能存在重叠与混淆，如何同时考察多个中介变量尚未有专门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不局限于检验某个单一的中间解释机制，或者探究某个特定的中介因素的效果，而是转而通过统计控制的手段，展示多种可能的中介路径及其实质性的中介效果。通过检验不同解释机制的“净”效力，避免单独考察特定的中介机制所带来的潜在偏误。据此，本研究将尝试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对中国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其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作出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般信任是对陌生人或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信任，意味着“相信人性一般来说是善意的”（Yamagishi & Yamagishi，1994：139）。一般信任不指向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是面向“一般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s），因此又被称为普遍信任、社会信任（social trust）等。一般信任对于维系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学者们格外关注其影响因素。在个体层次上，德尔海和牛顿（Delhey & Newton，2003）总结了多条一般信任的形成机制。其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都被认为是影响一般信任生成的重要因素。 一些学者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其一般信任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信任行为本身是有风险的，人们在选择是否信任他人时，需要考虑信任他人可以获得的收益以及可能因为他人失信行为而遭受的损失（Coleman，1990）。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由于掌握的资源更多，他人失信行为所带来的损失在其总资源中的占比就会相对较小，远不及他们能从信任他人的行为中获取的收益。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会更倾向于信任他人。类似地，有学者提出了“相对易损性”（relative vulnerability）的概念，表示个体在面对风险和损失时有多大的承受能力（Sztompka，2000；王绍光、刘欣，2002）。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在面对失信行为时的损失相对较少，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更大，有着更低的“相对易损性”，他们会更为信任他人。国内外的一些实证研究对此提供了支持。学者们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一般信任水平也会更高（Alesina & La Ferrara，2002；敖丹等，2013），而遭遇公司裁员等变故则会降低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Laurence，2015）。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的居民越信任他人，干部的一般信任水平也要高于群众（王绍光、刘欣，2002）。任职于公共部门的居民一般信任水平也更高（胡安宁、周怡，2013）。此外，经济收入来源更多样（李涛等，2008）、有房产（邹宇春等，2012）的居民也会更信任一般化的他人。 在经济因素之外，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信任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个人的社会交往经历是影响其一般信任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他们认为信任是一种集体现象，指向一定的社会关系，涉及人与人、人与集合体之间的联系（Lewis & Weigert，1985）。因此，信任是通过社会习得的，源自个体过往的经历，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与他人交往互动所获得的各种经验与认知的产物。人们将自己特定的经验推广开来，产生了对于一般化他人的信任（Barber，1983；Hardin，2002）。验证性的研究也表明，信任是个体将某些特殊领域内的互动推而广之的结果（Macy & Skvoretz，1998）。故而，个体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ties）中的交往互动模式是影响其一般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我们需要区分个体正式的社会组织参与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