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自布迪厄开创性地提出，并经过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的阐释和提炼，已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标志性成就（Bourdieu，1987；Coleman，1990；Putnam，1993）。作为社会资本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信任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其被视为是构建和维持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基本要素，并在经验层面也被证实具有拉动经济增长（Knack & Keefer，1997）、提升社会治理绩效（Putnam，1993）等积极作用。 受到西方学术界掀起的关于信任的研究热潮的影响，中国学者较早开展了对该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理论层面，国内学者最关注的是基于西方社会构建的信任理论与中国情境的适用性问题，并试图挖掘信任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下的独特内涵。例如，西方学者总体上对中国社会存在过于信任熟人的传统持批判态度，认为这阻碍了中国转型为以陌生人信任为特点的现代社会（福山，2001）。然而，中国人对信任对象及其范围的认识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伸缩性，文化的变化是与社会变迁密切关联的，因而信任能够在制度转型期的中国发育出新的表现形式（杨宜音，2008）。在对信任进行本土概念化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后续经验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具体分析中，国内学者证实了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也具有类似于在西方社会中所发现的效应，即对市场经济的运转和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维迎、柯荣住，2002；陈捷等，2011）。另一方面，基于制度的社会分层视角被引入到对人际信任形成来源的研究中，试图从信任问题切入来探索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在以此思路展开的研究中，结合中国城镇化的现实背景，户籍制度与社会信任的关联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重视，并证实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市民与农民的社会信任在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上存在着显著差别（胡荣、胡康，2008）。 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对城乡社会的固化作用正随着高速城镇化所释放的人口流动力量而日益减弱。但在城镇内部，户籍身份又制造了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公共产品不均等分配体系为特点的新型二元分割体制（柳建坤，2017；苏黛瑞，2009），这被证实会加剧不同户籍群体的地位分化与心理隔阂（陈云松、张翼，2015），因而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合过程提出严峻挑战。在这一点上，人际信任具有消除群体偏见、促进群体间沟通以及化解冲突等作用（Simmel，1950：318），特别是对于推进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并完成市民化具有关键意义。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对他人以及对制度的信任状况，并分析了这种信任状况与主观层面的幸福感和公平感之间的联系（吴奇峰等，2017；徐延辉、刘彦，2018）。虽然也有学者从实证层面进行了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信任比较研究（黄荣贵、孙小逸，2013），但都是以特大城市为抽样范围，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相关结论对其他规模或类型城市的适用性，因而没有把握确证作为一种整体性制度安排的户籍制度对信任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研究所设定的分析场域停留在较为宽泛的城市层面，没有深入到日常交往空间的社区来考察信任差异的复杂逻辑，仅展示了户籍身份对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因而对研究发现仅仅采用了较为简单的“歧视”逻辑的解释策略，无法展现导致信任出现户籍分割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这使得我们对户籍制度与邻里信任的因果关联中的具体运作逻辑仍不得而知。 鉴于此，本研究将在社区层面考察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差异，并着眼于社区作为所在居民的居住和交往空间的基本属性，从两类身份群体的居住选择以及互动模式的特征来分析信任差异格局的生成逻辑，并利用基于全国范围抽样的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适用范围。这样，本文将提供反映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内部邻里信任状况的证据，并展示户籍身份、居住和交往模式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凸显户籍制度在微观的地理和社会空间所产生的独特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将依托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信任生成的互动逻辑以及与户籍隔离的关系，并立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实际来构建针对不同户籍群体的信任解释框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本文研究设计进行介绍，包括对数据来源、变量的操作化方式以及模型设定等方面的说明；第四部分展示实证分析的结果；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同群性”效应和社会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形式。根据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合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Putnam，2000）。前者通常存在于同质性的行动者的交往活动之中，表现为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一种强关系纽带可以有效整合群内的资源和信息，形成密集的关系网络，由此产生出对群内成员的高度信任，并衍生出共享规范和互惠行为（Woolcock & Narayan，2000）。因此，社区居民的同质性越高，越容易培育结合型社会资本，这表现为邻里间的高度信任。基于美国社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收入、教育以及职业等背景要素相似的社区居民有着更高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和社区归属感，其对邻居的信任程度也显著提升（Sampson，1997）。相较而言，桥接型社会资本一般需要以社区居民的异质性为前提。虽然个体间联系较为松散，但有利于扩大信息流通的范围、提升资源的汲取能力，促进群际信任与合作以及更广泛的分工协作（Leonard & Onyx，2003）。由于社区中异质性个体的交往有助于克服群内互动的封闭性和排斥性问题，因而可以将针对特定个人的特殊信任扩展为针对非特定对象的普遍信任。针对美国公众的研究表明，那些异质性高并且互动频率高的群体在获取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上更有优势（Erbe，1962）。针对法国金融精英群体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亚群体的成员表现出更明显的互惠交易行为（Frank & Yasumoto，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