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2018年3月14日上午，L镇的干部肖女士向笔者讲述了她到孙村开展帮扶活动的经历①。第一次活动时物资遭村民哄抢，第二次活动时，肖女士反复对村民讲“我们是懂事的，有素质的”，在孙村的帮扶活动最终得以推进。肖女士对工作困境的描述以及引导村民的工作策略深深触动了我。类似的访谈经历促使我思考农村基层干部治理实践中的问题归因以及这种认知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联。 农村基层干部是国家施行各项政策的代理人，也是建设农村的决策主体之一。农村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规划，也取决于基层干部的实践策略，基层干部的行动策略则受制于他们对农村和乡村建设的理解。本文的研究主旨在于，经由基层干部治理实践中的问题表述，理解基层干部持有的关于农村的价值信念，进而分析当代中国转型农村治理策略的社会文化逻辑。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资料。本文中的农村基层干部既包括乡镇一级的政府领导、各部门负责人，也包括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2016年10月至2018年7月，笔者对华北地区7个乡镇及其下属的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其中，Y乡、G镇属平原地区，Q镇、Z镇属浅山区，B镇、L镇、H镇属山区。访谈对象包括乡镇领导，乡镇下属农业、社会建设、综合治理、司法、环境、文化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村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民代表等。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路径 基层干部的农村治理实践受农村社会结构关系、社区文化传统、集体记忆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国家宏观政治和农村政策变迁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实行集体化的公有制，加之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整合作用，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理论上处于一种非对峙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配套的农村社会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村干部对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监管权力消失，但还保留着一系列农村公共事务的初级审批权或监管权，村干部仍然充当着国家在乡村的委托人角色（郑杭生等，1997：259-263，269-273）。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退出农民的日常经济社会生活，农村基层逐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格局（徐勇，1997）。乡村基层政权与社会利益的分离会不断制造紧张的社会关系，但基层政权仍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核心地位（张静，2007：前言）。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基层政府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扮演着汲取者角色，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则力图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周飞舟，2006）。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开始系统反哺农村。这给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权力结构、行为方式带来诸多变化。村庄干部成了显性的财政供养人员，村干部官僚化的特征尤为明显，干群关系亦相对疏离（何晓杰，2014：2，133-135）。后税费时代的农村社区治理出现诸多困境，譬如乡村治理谋私化、农民群体参与冷漠等（吴蓉、施国庆，2018）。近20年来，村委会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民主的成长。村级民主制度安排可以改善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富裕的村庄可以通过民主制度安排实现繁荣和稳定（王新松，2015：154）。 现有关于农村基层干部治理实践及表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分析干部工作中的只言片语传达出的他们对农村的理解；二是通过描述具体的事件过程揭示基层干部对不同事项的态度与行动模式。第一类常渗透于其他主题的研究中，缺少翔实经验材料支撑。第二类一般通过具体事件情境阐释基层干部的治理策略。例如，在华北某镇征收定购粮的过程中，镇、村干部对不同农户运用不同的征收策略：对于钉子户，会使用一种软硬兼施、强弱并用的工作策略；而对于妇女、老者、熟人，则使用一种情境建构与情境逼迫的策略（孙立平、郭于华，2000）。还有研究表明，一些基层干部用“素质低”来表述那些对干部不满、闹事的村民，以此解释村庄治理的困境并解脱他们身上的道德压力（张慧，2016：117）。 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随着国家整体上以项目制方式逐步加大农村建设力度，乡镇政权日益呈现“悬浮型”和“协调型”的特征，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则充当了组织者、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周飞舟，2006；付伟、焦长权，2015）。最近十多年，国家、政府官僚组织以更为强大的资源、更为自信的姿态重新进入农村（周雪光，2017：332）。这是本研究的宏观制度背景。本研究认为，这种宏观背景转变不仅影响基层干部对农村和乡村建设的认知与态度，也会促使社区治理策略发生变化。本研究的田野点代表了一种正在转型中的农村社区。虽然7个乡镇在行政区划、地理条件、经济水平上存在差异，但在传统农业式微、政府以项目制形式加大新农村建设上具有相似性。各乡镇青壮年谋生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居住形态也呈现老龄化和空疏化的特征。 本研究以基层干部治理实践中的问题表述为切入点，探讨华北转型村庄的社区治理策略。具体而言，研究内容按递进关系可以表述为：对于正在发生转型的华北农村社区，基层干部如何表述他们的治理过程与困境？基层干部的治理策略与他们对治理问题的归因分析存在何种关联？应如何理解他们的治理策略？首先，本文将通过案例呈现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治理实践过程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表述，进而指出教育作为一种普遍运用的治理技术贯穿于农村社区治理的各个方面。而包括传统礼仪孝道、家规家训在内的传统文化则是基层干部在治理实践中特别倚重的资源。一些试点村的成功经验让基层干部相信传统文化教育对社区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其次，本文指出，示范引领是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又一重要策略。由党员、村民代表、普通家户构建的社区文化网络是这一策略的呈现。最后，一些基层干部以治村和管家做类比，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将村民能否享受村集体的福利与履行村规民约的情况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社区治理策略。这些治理策略从根本上都具有教育的特质，具有弹性和柔性的特征，因此可以统称为“教育治理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