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面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多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持续蔓延的现实挑战，中国全面践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国际承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出台了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政策举措。本文在深入分析过去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面临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思路、政策取向和保障措施。 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的主要障碍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丰硕的进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重要跨越，提高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仍然面临不少障碍和梗阻，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外贸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有待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经历了井喷式发展，并形成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三套管理体系。近年来，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兴起，为外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外贸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不少体制机制梗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口支持促进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当前，中国跨部门进口管理协同水平有待进一步改善，进口促进体系和便利化程度仍需提升。2020年底，中国设立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福建省厦门湖里区等10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在推动从进口“管理”向进口“促进”转型方面迈出扎实一步。下一步仍需加大进口促进、创新与服务功能，促进进出口协同发展。 2.出口管理促进体系有待优化。从出口退税制度看，2021年5月，国家取消部分钢铁制品出口退税并加征出口关税之后，必须扎紧制度篱笆，警惕以低附加值钢铁制品替代钢材出口的“套利”苗头等情况。从出口信保看，在疫情冲击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剧海外采购商违约风险背景下，出口信保对贸易企业的国外客户的保险额度不足，企业对保费、置信费、调查费负担较重的反应比较强烈。由于2021年上半年部分企业外贸订单“爆单”叠加海运“一舱难求”，导致很多产品挤压在工厂里出不去，但目前缺乏针对工厂备货阶段的保险产品，无疑加大了企业受损风险。 3.贸易新业态服务管理体系仍需强化。当前，中国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海外仓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个别海外仓灰色清关等违规行为尚未完全杜绝。市场采购贸易中“高报低出”、虚假贸易、假冒伪劣等个别情况仍然存在，部分采购贸易试点出口收汇率低于1％，税收征管办法不明确，对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所得税、印花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项则缺乏明确指引，管理体制机制有待改善。外综服企业普遍面临税务、工商信息支持不足问题，无法全面了解供货企业风险状况，管理服务体制无法跟上企业发展需要。 4.加工贸易转型促进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稳定劳动就业、培育产业基础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加工贸易面临承接产业转移势头放缓、劳动力等成本上升、研发创新匮乏、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偏低、产业链条过短等问题，创新研发支持政策有待加强。同时，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目录需根据形势变化进一步调整完善，综保区出口转内销政策体系尚未打通，内陆地区梯度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对加工贸易的转型发展造成一定障碍。 5.服务贸易支持促进体系仍不完善。服务贸易结构是决定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2001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仅1亿美元，但到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则扩大至2611亿美元，逆差扩大势头十分引人注目。从结构看，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贸易结构不优、层次偏低，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信息等服务贸易新领域仍然偏弱。从机制看，中国服务贸易促进机制、支撑平台、政策体系等仍未形成合力，第三方服务贸易促进机构缺失。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在快递、电信、广播、电影、会计等方面仍面临较多贸易限制。从服务贸易项下短期自然人流动看，根据英国亨氏顾问公司(Henley & Partners)发布的2020年亨氏护照指数，日本护照免签国家和地区数量以191个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以184个并列排名全球第8位，而中国则以71个并列排名全球第72位。
图1 2020年中国与38个OECD国家服务业平均开放水平的差距 注：每个部门开放程度在0～1之间，数字越大表明限制程度越高。开放差距用中国与OECD国家数据之差得出，该值越大，表明OECD国家较中国的开放领先优势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