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一、引言 20世纪2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在中国由萌芽到日益规范成熟几经变迁，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市场发展的作用与规律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资本市场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与理念，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怎样建设好资本市场”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并对资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确立了资本市场建设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擘画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的宏伟蓝图，资本市场将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资本市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聚焦资本市场发展这一议题，回顾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探索，对于构建更为完善的资本市场机制体制，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回溯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资本市场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党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深化创新资本市场发展理论，深刻认识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准确把握资本市场发展规律，基于不同发展阶段和背景下的经济发展规律与生产力水平，把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资本市场的萌芽与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源于清末的“洋务运动”，探索和建立资本市场的目的在于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于19世纪80年代发行了最早的股票，伴随着股票的发行，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官商合营和官办企业两种形式。1918年以后，北平、上海等地相继建立证券交易所。20世纪20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区域：一是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区。在该管辖区域内部，股票和证券交易所等最基本的融资功能几近丧失，成为牟取暴利、金融套利的工具与场所，资本市场发展屡遭挫折，难以维系。二是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伴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长，股票、债券、合作社经济等筹资活动贯穿于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活动之中。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股票以及债券等，这些经济建设活动中蕴含着现代证券市场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证券市场的有益尝试。在这一时期，由于解放区、革命根据地的证券品种少、规模小、流通性弱，并未形成资本市场体系。即便如此，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的证券活动还是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比如，1932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经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委会决定，募集短期的“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利率为周年1分，以半年为归还期，到期偿还本息。为缓解财政压力，同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此次公债120万元，利率为周年1分，期限为半年，自1933年6月份开始还本付息，同时为保证公债顺利发行，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用发布训令的方式，宣传公债募集工作的重要性，在此期间《红色中华》刊文号召工农群众支持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公债募集工作顺利并超额完成原定数目，两期“革命战争”公债的顺利发行体现了苏区工农群众对中共红色政权的支持，为日后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物质经济基础，诸如此类债券活动有效地保障了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的物资供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迟缓，资本市场功能性作用并未完全体现，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更多体现为筹集资金这一单一性作用，且由于时代特殊性，筹资规模小、流通性弱、证券品种少等问题也普遍存在，但不容忽视的是解放区、革命根据地的证券活动为解决战时粮食紧缺问题，支援革命战争胜利，调剂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并为后期证券发行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资本市场的探索与实践——新中国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以及严峻的政治经济局面，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决策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的达成。在国民经济实现恢复后，下一步目标是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随着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利用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行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筹措经济建设资金的目的，我国政府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陆续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49年在上海召开的金融贸易会议上，陈云在明确财政形式的前提下，表明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有两个，“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公债总额为2万万分，于1950年内分两期发行，最终公债发行超额完成，对回笼资金、稳定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陆续发行的一系列公债为国民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截至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体系具备“金融从属财政，财政主导金融”的特点，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功能基本丧失、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证券交易市场最基本的融资功能难以发挥，买空卖空交易带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在经历“三反”“五反”运动后，证券交易所交易量逐渐下滑。虽然资本市场的功能性体现存在缺位，但是通过资本市场中融资工具的配合使用，我国仍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内落后的经济状况有所改观，独立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尝试利用证券市场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试验，证券发行步骤越来越规范，发行规模越来越大，资本市场在筹措资金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公私合营企业股票、私人股票等证券工具不断涌现，证券品种不断丰富，同时在这一阶段，公众对资本市场的认知日趋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