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人才培养对于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全面提升至关重要，因而世界各国博士生教育规模都在不断扩张。在此进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其培养质量不会因数量的攀升而被“稀释”[1]。由扩张带来的博士教育质量问题实质上发生于两个“多元化”背景之中，一是博士生源特征和读博动机的多元化，二是博士就业选择和市场需求的多元化。随着博士招生大门的敞开，越来越多持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进入“学术象牙塔”中，不同动机的学生很可能有着不一样的职业目标和学习需要。非学术职业市场对博士层次人才的需求也给有意“走出象牙塔”的博士生提供了学术界以外就业的沃土。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同时适应多元化的学生特点与市场需求已成为衡量博士培养质量的基本尺度。博士教育一方面要保障不同学生的满意与收获，另一方面更要为学术与非学术行业输出高素质人才。那么，如何在博士生规模扩张的背景下，高效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提高不同入学动机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并且促使其中科研能力训练良好的学生立志在未来加入科研事业？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全球博士生的规模扩张与就业多元化 从1980年至2000年，韩国、德国和日本的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增长率均超过100％，英国、澳大利亚的增长率超过50％，美国增长率超过20％。2000年至2014年，德国、日本等国增速放缓，而澳大利亚、韩国的增长率仍超过100％，美国和英国的增长率也超过50％[2]。 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在1996年超过韩国、2000年超过印度、2002年超过英国和日本、2005年超过德国。2017年，我国学术型博士生(PhD，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Degree)的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在学博士生达36.2万，并将持续扩张。然而，在教育资源的承载力达到一定极限后。势必会危及博士培养的质量。2011年，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就曾发表社论和系列文章指出，全球的博士教育正在不断膨胀，“像种蘑菇一样培养博士”(Grow PhDs Like Mushrooms)，这导致博士的学位含金量下降和就业困难问题，其症结则在于学术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但博士培养体系的变革迟钝，人才输出与社会当前需求脱节，并且未能根据学生的多样化求学动机和择业目标提供更多课程选择，比如忽视管理、沟通、领导等可迁移能力的训练[3]。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博士毕业生开始向非学术劳动力市场溢出[4]，博士教育与学术职业“解耦”，其教育目标从培养“学术象牙塔”中的学者逐渐转型为培养社会各界精英。当然，毕业后没有流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并不一定是脱离了科研工作，政府部门和工商企业同样设有产品研发、数据分析等科研性质的岗位，并以其高福利待遇吸纳博士毕业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不同学科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上，2007-2008年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分别有51％、27％和22％进入学术界、工商界和其他部门就业。[5]英国毕业生调查(UK GRAD Programme)显示，2003-2005年，英国本土博士毕业生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就业的比例估计为45％-50％，而近半数进入工商企业、政府机构等部门。根据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对德国2009年博士毕业生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25％的博士生在毕业1.5年后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约17％在公共部门或企业从事研发工作，58％从事非学术性工作。[6]针对我国学术型博士(PhD)的几项近年调查也表明，有30％以上的毕业生没有选择进入高校、科研院所或博士后流动站等传统学术部门。[7][8] (二)博士生的异质化求学动机及个性化培养 读博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心理倾向。学生常见的读博求学动机类型包括：职业变更和发展、科研能力的提升、应用能力的提升、个人成长和暂缓就业(Drifting-in)[9]；社会驱动型、工作驱动型、学术驱动型和理想驱动型[10]；谋求职业型、学术追求型[11]等。立志以学术为业的学术型动机对博士生课程学习满意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此，已有的解释是：对学术职业抱有高期望的博士生会更加积极地投入科研学习、克服各类挑战，因此满意度更高。[12]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可能是培养单位的教育目标和资源禀赋偏重于科研能力训练与学术专业人才培养，此种教育环境的特点更加契合持学术动机者的学习需要。 事实上，就业市场需求和学生个人志趣的多元化已经给“培养学者”的单一化博士教育提出了尖锐挑战。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学术界外部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愈加旺盛，博士就业多元化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Grande研究指出，博士候选人与工商企业强调的能力素质间尚存在着明显的脱节现象，后者更为看重项目管理、商业计划等技能性和可迁移性素质，而这些为前者所忽视。[13]另一方面，学生的读博动机已经从单一且明确的学术动机转变成多元动机混合甚至以非学术性动机为主导，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理工科博士生中仅12％为内部动机(对科研的兴趣)，而分别有42.5％和45.5％为外部动机(提升就业力、换个环境等)和内外部混合动机驱动读博，这要求培养单位充分认识到博士生入学动机的差异性，从标准化培养向个性化培养转变，帮助不同动机及目标的博士生学有所获。[14] (三)读博满意度和学术从业志向的影响因素 学生满意度(Student Satisfaction)是国内外博士生调查中普遍使用的一个可有效反映博士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全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15]、美国“全国博士课程调查”(NDPS，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Survey)[16]和英国“研究生科研经历调查”(PRES，Post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Survey)[17]等都有重视对学生的读博满意度进行监测。学界对博士生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性别、种族、学科、院校类型等人口学因素。有研究发现，性别、种族因素需通过学科、院校因素来间接发挥作用[18]，尽管不同学科、不同类型院校的博士生在各类培养要素的具体满意度上有差异化表现，但其读博总体满意度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19]。二是导师指导、师生关系、同伴合作等学业环境因素。在科研学习上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对研究生的满意度有益，而竞争性的同伴关系将产生消极影响[20]；导师与博士生在研究兴趣上的匹配，导师的学术性建议、个人和职业发展指导可有效提高学生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21]。三是社会融入、作息平衡、资金支持等生活环境因素。无法融入所在部门和团队，难以兼顾家庭、职业和生活是导致博士生学业懈怠和不满的重要原因[22]。奖助学金的支持力度和公平合理性是我国博士生反映负面意见最多的方面[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