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1)04-0120-08

       DOI:10.3969/j.issn.1672-0717.2021.04.15

       剑桥大学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1](P18)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李约瑟之问”。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科学史领域逐渐超越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辉格史观①的解释，科学史的编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史的书写只有伟大作者、伟大著作、伟大发现的这种模式逐渐式微，其研究的视角开始把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史境当中来理解科学家的思想、行动与知识构建，力图实现对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图景的全景式理解。在近代早期的全景式史境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开始被研究者们所重新认识，那就是中世纪出现的、近代早期遍布欧洲的大学在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内学术界在对中世纪大学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大学对科学发展的贡献②，近年来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到大学跟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③，但与科学史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相比，大学史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

       一、“科学革命”编史学的变化

       李约瑟提道：“近代科学是在17世纪欧洲兴起的那个运动中诞生的。”[1](P7)这个运动就是诸多学者笔下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④他们认为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以后，17世纪西方的科学以一种突飞猛进的趋势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涌现了一批科学巨人、贡献了数量众多的科学新发现、创造出了一系列新概念与理论，从而最终导致人类科学知识体系出现了根本的变革[2](P380)。

       “科学革命”一词并非17世纪的概念，而是1943年由法国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最先使用的，并进而在学术界流传开来[3](P636)。20世纪上半叶，科学革命的编史学更多是一种实证主义和辉格史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近代科学的发展是由机械骨架连接的科学活动的场景，这些骨架连接的是一个科学事件与另一个科学事件，从一个科学家到另一个科学家，从一个科学成就到另一个科学成就。在这个历史中，按照时间序列排列着众多的科学家，他们的实验活动和逻辑推理是科学活动的全部内容。他们不是时代的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是顿悟的结果。他们孤独地坚持真理，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没有得到社会各种机构的支持，只有我们现代人才能理解这些孤独的科学巨人。艾伦·G.狄博斯(AllenG.Debus)说：“按这种传统观念描绘的科学革命，可能与历史的真实并不完全契合，对科学革命的这种认识很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是人们戴着有色眼镜，用今天的科学标准选择材料编织历史所勾勒出来的。”[4]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史的编史学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证主义和辉格史的历史叙事受到了挑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知识不再是真理、客观的代名词，而是文化和社会背景共同建构的产物。科学史不再是客观的、单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具有相对性和情境性。科学的过程并非与世隔绝的产物，而是深入地受到社会—文化史境的影响。在科学的每个发展阶段，每个伟大的科学家都处在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之下，我们要用社会、文化、制度来完整地看待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科学史不仅仅是科学内史(科学智力史)，也包括科学外史(科学社会史)，只有将二者互相联系起来，才能实现我们对西方近代科学兴起图景的全景式理解。

       从更大的社会—文化史背景去看待近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大学作为近代欧洲社会广泛存在的知识和文化传承机构，并非完全站在科学家培养、科学创新活动和科学思想产生的对立面，而是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加入大学史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科学家是如何对某一门科学产生兴趣、科学创新的灵感从何而来、他们如何建构起科学知识与理论体系，以及这些科学知识与理论体系是如何传承下去并流传开来、从而改变学科发展进程的。

       二、大学角色的传统叙事

       大学(University)这个在中世纪兴起的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消失，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到16～17世纪的时候，大学组织已经均匀分布于欧洲各个角落[5]。既然科学革命的历史已经被科学史学界重新认识和改写，那么对大学角色的传统叙事同样值得我们去重新考察。

       传统大学史的认识十分保守，其认为近代早期的大学与中世纪起源时期的大学相比，显得“僵化”与“颓废”。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等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欧洲大陆上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大学却显得默默无闻，不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充满活力，不再站在社会变革的前沿[6]。在科学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这段时期，传统的大学史研究认为当时的大学不仅没有为科学革命的发生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甚至阻碍了科学革命的开展。布莱认为，大学墨守成规和思想僵化，是现代科学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7](P171)。当近代科学在大学之外兴起的时候，大学是保守的机构，是陈旧知识的堡垒。教授们以单调的方式讲授着亚里士多德，而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讲授哥白尼和伽利略。创新性的教学和研究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学生来到大学只不过是为了获得神学或者法律学位，使他们能够进入教会或者政府部门。在大学期间，他们的时间大多花费在娱乐、争吵以及追求城镇中的女性身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