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后，当地各个社会阶层均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对于医学群体来说，亦是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医学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国民政府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亟需医生、医学机构、医学社团的协助与支持。救护伤兵本是一个与医疗相关的问题，然而在国民革命的特殊历史情境下，此问题又与政治、中外关系、宗教、民众运动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到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出现伤兵救护的危机时，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集中体现出来。 近年来，民国时期政府与医学群体间的关系问题已渐引起学界注意，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及其对医学群体的影响，学界关注较少，或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存在时间较短，其相关政策未产生多少历史影响。学界对于北伐时期在华基督教会所受反帝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冲击问题已有诸多讨论，也有学者考察了在此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所受影响。博格探讨了南京事件后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处境及其对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及教会未来发展的看法；杨天宏对从五卅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做了研究，并对北伐期间教会的受损状况做了考察；李传斌探讨了南方与北方教会医院受北伐影响情况①。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时期的伤兵救护问题，学界缺乏较为充分的探讨②。本文以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时期的伤兵救护为中心，通过梳理自北伐军克复武汉至“七一五”事变前后，各地特别是武汉三镇的医生、医学机构、医学社团与国民政府的交往及其境遇，考察武汉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之间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在医院、医学教育机构、医学团体、慈善组织中工作的医生，至于私人诊所医生和军医等，则不作为重点讨论的对象。 一、武汉克复后的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 “西医最初是通过英美传教士在我国设立医院传入中国的。这当然是传教士们的传教手段之一，客观上起到了引进和推广西医的作用。”③由于现代医学在中国发端及发展的特殊路径依赖，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地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医院及医学教育机构，多由欧美教会或慈善组织创办；许多接受了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与来自欧美国家的传教士医生，皆在此类医学机构中服务。就武汉三镇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英美教会循道会、伦敦会、圣公会先后在汉口、武昌设立普爱、仁济、同仁等医院④。至北伐军克复武汉时，这些教会医院在规模、设施、医护人员配置等方面，仍是当地条件最好的。 北伐军克复武汉前后，当地西医医院的大体状况为：至1926年末，武汉共有西医医院25所，病床989张，卫生技术人员255人。其中，教会医院10所，病床685张，卫生技术人员129人；日本同仁会医院2所，病床123张，卫生技术人员50人；社团医院1所，病床100张，卫生技术人员38人；公立企业医院1所，病床20张，卫生技术人员7人；私立医院11所，病床61张，卫生技术人员31人。此外，另有驻军医院3所，病床及卫生技术人员情况不详⑤。 总体来看，在此时期，武汉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于教会医院，市立医疗机构缺乏，各医院规模都不很大，医护人员人数和病床数量均属有限。 在护理教育方面，清末时普爱、仁济、同仁医院先后开办了汉口普爱男、女护校，汉口仁济男、女护校，武昌同仁高级护校⑥。武汉最早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是1902年伦敦会的纪立生(Thomas Gillison)在汉口创办的大同医科学校，1917年该校并入齐鲁大学医科⑦。1922年，留德博士陈雨苍在武昌创办湖北省立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该校改为省立医科大学⑧。直至1926年，武汉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仍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 1.北伐战争对于医学群体的影响 随着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各地反帝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空前高涨，各教会及其下属医院、学校等机构受到战事与民众运动的双重冲击。1926年底至1927年初的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以及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对这些机构造成的冲击尤大。 就教会医院及医学教育机构而言，一些机构中的大多数外籍医护人撤往上海，部分人进而离开中国，这些机构由中国医生暂时管理及维持；还有一些机构被迫关闭。北伐时期，设于上海的博医会⑨出版的《博医会报》密切关注教会医学机构的命运。据博医会执行干事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Jr.)所做的一项调查，截至1927年5月底，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福建、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安徽等省市的170所教会医院中，除云南的5所医院情况未明外，有35所大体正常运转，由外国或中国常额人员管理，或处于外方的经常性监督之下；71所根据临时性安排由中国职员管理；4所被军队占用由军医管理；55所关闭⑩。 就两湖地区的情况而言，湖南的反帝、非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教会医学机构受影响的程度最为严重。至1927年春，全省教会医院除一两所外均已关闭(11)。此时期，著名的湘雅医科大学是受损失最严重的医学教育机构之一。湘雅医科大学原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14年由美国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创办，颜福庆任校长(12)。1925年5月，受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湘雅医科大学改由育群学会组织的中国校董会管理，湘雅医院仍由雅礼会与育群学会合办。1926年秋，受北伐军进军湖南的鼓舞，湘雅医科大学学生积极参加长沙各项游行、示威、宣传等革命活动。11月，该校学生为反帝、反基督教、收回教育权，发动学潮；湘雅医院的护士、工役亦发动工潮。12月，外籍教师、校长颜福庆及大部分中国教师相继离开长沙，次年春，该校停办(13)。在此前后，一些湘雅学生，特别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担任军医或从事政治宣传工作(14)。湘雅医院由省政府接办，因经费支绌、人员缺乏，暂时关门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