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的对话

      

      洪子诚教授(前排左一)、陶东风教授(前排右一)与对话现场师生合影

      

      洪子诚(北京大学教授)

      陶东风(广州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5-0005-14

      李茂增(主持人，广州大学教授)：欢迎大家参加洪老师和陶老师的对话。我们知道，二位老师在文章风格上存在很大不同，我们看洪老师的文章，除了看怎么说的，怎么写的，还要看没有说什么，没有写什么，这是洪老师的风格。相比之下，陶老师的文章显得更加大刀阔斧、直言不讳、酣畅淋漓。然而，如果大家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两位老师在文章风格不同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共通点，比方说，两位老师写文章，做学问，都讲究“诚与真”，都强调“美学体悟与历史体悟的统一”。正是这些共同点，使得两位都不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老师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交汇点——即加缪的《鼠疫》[1]。

      《鼠疫》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已经有过无数的点评，但两位老师的解读显然不同于之前的解读。在对《鼠疫》的解读中，两位老师既融入了对文学文本的崭新理解，也融入了各自对20世纪历史的反思，当然也融入了对当代中国的反思。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两位老师提出了“文学见证”与“见证文学”这样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对两位老师的“华山论剑”充满了期待。下面让我们欢迎两位老师。

      洪子诚：谢谢同学们。对话的题目是陶老师提出来的。我在北京的时候他给我开了一个让我学习的书单。今天这个对话，以陶老师为主，因为他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我可能会从当代文学的角度做一些补充。

      陶东风：谢谢洪老师，谢谢各位。我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不敢和洪老师“华山论剑”，洪老师是我老师辈的，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但我一直把他当老师。而且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洪老师是少数几个对于我写的当代文学评论有过肯定的前辈。我写过一篇关于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我偶然地看到洪老师提到了我的观点，而且还比较肯定。这使我很受鼓舞。

      几天前，洪老师就说这个对话让我先讲，我很惶恐不安，就准备了一下。那我就抛砖引玉吧，我先讲两个问题，尽量简单。一个是什么是“见证文学”？一个是从《鼠疫》看“见证”的特征。

      一、什么是“见证文学”？

      陶东风：首先我简单介绍国内两位学者对“见证文学”这个概念的理解。据我了解，汉语学界对“见证文学”这个词的最先使用，见于徐贲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为黑夜作证：维赛尔和他的〈夜〉》(维赛尔是美籍罗马尼亚作家，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出版过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夜》)，还有一篇是《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这两篇文章都收入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这本书。但是徐贲实际上没有给“见证文学”这个术语下一个很学术化的定义，他最接近定义的一段话也是引自维赛尔的一篇文章，叫做《作为文学灵感的大屠杀》。维赛尔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我们这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那就是见证。”[2]这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定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描述实际上是把“见证文学”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来看待，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见证文学。他所说的这个“见证”，实际上是有特殊含义的，就是见证大屠杀的灾难。换言之，不是见证任何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做“见证文学”。而且，徐贲是在讨论大屠杀幸存者维赛尔的时候使用这个概念的。因此，这个概念不像“悲剧”“十四行诗”“日记体小说”等等那样已经变成一个普遍性文类概念。就像我们的“七律”“七绝”，它们虽然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但是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文学类型(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在写，而且可以用来写各种不同的题材)。见证文学不是这样。

      另外，徐贲强调的是见证文学的客观性、真实性、非虚构性和纪实性。他很欣赏维赛尔的代表作《夜》那种“平铺直叙，不做解释”的风格。[3]214虽然他也承认见证文学中的记忆是被重新建构的，不可能完全纪实，但是他还是认为应该尽量地避免运用文学的手法，如象征、比喻、虚构等等。应该尽量做到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尽可能追求准确。他甚至认为“见证文学”这个概念其实不准确，应该叫“见证书写”。[4]徐贲强调的另一点就是见证文学的道德伦理意义。他说维赛尔的贡献不只体现为文学创作的意义，更是体现为作为受难者站出来向世界作见证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行动。他认为“作见证”和“是见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灾难现场那我就是一个见证，但如果我不主动站出来作见证，就没办法成为一个证人。你只是客观上在现场，是一个灾难的消极承受者。作见证是一种主动积极的行动。[3]211-212这是徐贲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