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那道弯》的地域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21)10-0105-06

      doi：10.3969/j.issn.2095-5642.2021.10.013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一文中说：“我们则试图关注文化的历时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记忆这个概念，因为形成历时的身份正是记忆的功能……正是记忆使得我们保持自我，明天的我如同昨天和今天的我。记忆帮助我们在超越生死界限的时间长河中确定位置。”[1]“文化记忆”理论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要解决的就是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的记忆功能的研究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杜拉尔·梅的两本书《我的先人是萨满》《黄河那道弯》提供了两个不同系统、不同地域的文化记忆。

      杜拉尔·梅和母亲何秀芝合著的《我的先人是萨满》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一个非虚构的萨满文化记忆文本。她在后记中写道：“我的族人谦卑地恭敬着自然界中的一切物质，他们拟人化地赋予自然界中一切物质以灵性，因此即便是一个人置身于大自然中，他依然不孤独……我们的述说是真实的。我们述说的是一个民族所承载的一段真实的历史。”[2]杜拉尔·梅的文化记忆自觉，是从幼年跟着母亲收集呼伦贝尔草原上鄂温克族民间故事开始的，而这次以丈夫家祖先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建构，则是山西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交融的文本呈现，丰富了黄河文化记忆。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黄河那道弯》追述了来自山西的王家祖辈在喇嘛湾镇创业发展的历史。小说叙述带有山西方言特征，山西味随着人物活化在小说中。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以现实中王家的先人为原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祖上的故事累积在文本中，在追忆的非虚构和小说虚构之间，实现了文化记忆的还原与复活，小说与现实中的喇嘛湾有了直接的地缘关系。喇嘛湾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大拐弯处，是晋陕蒙大峡谷的起点，两岸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有独特的地理意义。喇嘛湾镇位于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北部，北与托克托县毗邻，西与鄂尔多斯市隔黄河相望，整体位置处于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的三角交汇处。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的决议，“十四五”规划中将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列为国家战略。而位于黄河大拐弯的这段文化记忆，体现了黄河边晋陕蒙大峡谷起点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是黄河文化史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缩影，为黄河文化带内蒙古段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文本。

      一、“槐花香”：山西晋商和农耕文化记忆

      关于黄河文化记忆的书写，当代文学史上有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3]。从1995年完成第一部，2007年完成第三部，赵本夫的叙述落笔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黄河故道的一个叫草儿洼的村庄。赵本夫从一百多年前黄河改道造成的荒原写起，具有人类原始记忆的混沌特质，写到20世纪中后期乡村城镇化加速形成的“无土时代”，在创作手法上呈现“从混沌、苍凉到写实、浪漫再到悬疑、怪诞”[4]的变迁。赵本夫的创作始终关注土地，被称为“关于土地的史诗”。2021年3月刚刚出版的胡学文的小说《有生》则以一个百岁接生婆“祖奶”的百年历程作为叙述线索，写出了从南方水塘流浪到塞外宋庄的一户人家及这个“塞外第一大庄”的百年生命秘史[5]。宋庄属于以塞外农耕文化为主、与游牧文化有交融的北方村庄。胡学文出生于河北张家口沽源县黄盖淖，这个村庄离张家口150多公里，离锡林浩特300多公里，正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地带。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是就其对女性存在、乡村百年历史的新展现立论，而其体现的独特的移民文化特征、地域文化记忆属性则少有论及。笔者14岁从河北保定唐县灌城村出发，到呼和浩特生活25年，而后到南京，是从稳定的农耕文化走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城市文化交融的地带，又来到江南文化地域中，对《有生》所描写的从南方到塞外移民生活的地域文化属性比较敏感。《有生》约40万字，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也是四五十万字。相对来说，《黄河那道弯》20多万字的篇幅略短，塑造半个多世纪的家族史和小镇史，打开的时间维度和叙述故事的笔触没有前两位男作家那么混沌苍茫，然而，从地域文化记忆这个视角来看，却是一部深刻反映山西移民生存、山西晋商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发展史的作品。

      《黄河那道弯》围绕着“槐花香”，追溯了以“王老槐”为代表的喇嘛湾移民的文化记忆。他们的发展历程所体现的文化记忆，主要有山西晋商文化和农耕文化记忆，以及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记忆，本节主要分析其山西文化记忆的呈现。

      该小说分上下篇，上篇“槐花开了”，下篇“槐花落了”。“槐花开了，开得那么娇艳……”[6]1；“那一刻，他听到‘噗’的一声，顿时感到一条绳索解开了，于是，他轻轻地浮起，飞了起来……”[6]95这是两段诗意的象征描写，“槐花开了”象征着山西移民到喇嘛湾的创业发展阶段，“槐花落了”象征山西移民在战乱中解体、流散的过程。小说叙述雍正年间，王孝全从山西洪洞县到黄河边的大草原——喇嘛湾。喇嘛湾那时还是草原，人们开荒种地，从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积累开始。居住在喇嘛湾的家族历经五代，发展谱系是：王孝全—王永和(永和成商号成立)—王食馒—王老槐—王子仁(槐米)。作家证实，这五代当家人的名字就是王氏家族曾经用过的真名，他们带着鲜明的山西农耕文化特征进入蒙古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