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作为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继承了几代报告文学人关切现实、书写时代、强烈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更始终坚守“从心出发”的报告文学创作观，不断尝试文体创新。他的作品跨越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文学与时代的时空边界，逐步形成了铁流式“发现-探索”的创作风格。 作为跨越城乡、亲历城乡变迁的作家，铁流的报告文学创作都市性与乡土性交融，聚焦“交叉地带”的突出矛盾，攫取城乡变迁中的真实素材，书写时代发展过程中的深刻问题。铁流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后因求学和工作，有数十年城市生活经历。他“对农村、对农民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深情”，“现在农村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可是比起城里的生活还差得很远。每一次回老家，面对着还不富裕的父老乡亲，心里很沉重。这些年，我到过很多地方采访，让我感到沉重的是，农村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城市的扩展为村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村民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更不应该盘剥他们”①。他的很多作品包括《支书与他的村庄》《“莱西经验”诞生记》《代村人的好日子》等，都是关注农村的变化，尤其是关注自己的家乡山东。 铁流的报告文学创作，起发于长久感知，落笔于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中，他发现了问题，于是走进问题中央，探索它、揭示它。在196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大讨论时，报告文学的一些特性就已被确定，比如反映问题。所谓“及时反映”，更重要的是指作者是否及时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及时地抓住生活中最新的东西，及时地答复了读者的要求②。《支书与他的村庄》首次发表是2007年。铁流经过几年的采访，观察了全国许多城中村。越是强烈的心灵冲击越激发出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当目光在大城市的光鲜亮丽与城中村的破旧杂乱中反复切换，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作家内心经历着茫然与无措，但铁流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又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他选择将心里一肚子的话说出来。《支书与他的村庄》不满足于反映问题，而是将“高新敏”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书写出来。达翁村农民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土地是他们的生命，当被城市包围茫然不知所措时，高新敏的办法是——没有地种了，就种商业。作品以人写事、以事明理，是铁流最具代表的探索发现式报告文学。 “为何而叙”对报告文学创作而言格外重要。“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人民文学》的选题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③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不久之后，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 铁流的报告文学创作有明确的目的性，就是要通过作品的探索来守住历史、对镜现实、启迪人心。《“莱西经验”诞生记》坚持了铁式报告文学“发现—探索”的风格，同时弃长取短、以小写大，冲破了报告文学厚大深重的屏障，作品轻巧畅快。作家把自己退到后头，让获得“改革先锋”奖章的周明金，作为农村基层党建“莱西经验”的实践者和创新者站出来，道出自己的故事。作品的精巧就在于，当读者还在饶有兴趣地听着“莱西经验”的诞生故事时，“莱西经验”也不知不觉地流入脑中。“莱西经验”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莱西经验”提出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在新时代依旧有新的生命力。《代村人的好日子》以报告文学的方式，生动、具象地描绘了“莱西经验”的内涵。《代村人的好日子》是一篇很接地气的短篇报告文学，充满了烟火气儿和人情味儿。铁流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细节——当时自身经济条件已经不错的王传喜要干村支书，父亲知道后很是不理解，但王传喜的两句实在话，让早已感同身受的父亲再次深刻意识到贫穷的本质问题，从而默认了儿子的举动。《代村人的好日子》与《“莱西经验”诞生记》可以看成铁流对“莱西经验”书写的姐妹篇，前者以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和故事具体诠释新时代的“莱西经验”，后者则是以一个人物周明金为线索溯源“莱西经验”的初心和使命。铁流在两篇作品中将原生态的表达一以贯之，他善于抓取人物最精髓的画面，用地道的语言还原故事，这使得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保留了山东农村的原汁原味儿。 可以发现，报告文学文体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发展和推动后，在铁流这一代，报告文学创作已经与现实生活粘合得更紧了。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说：“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④彼时的报告文学，重在塑造人物、刻画人物，通过人物的精神感染人心、激发斗志。伴随着社会发展，报告文学创作在题材、模式、创作方法、艺术表现等方面都有了改变，更加与当下这个时代贴合。 《中国民办教育调查》运用跨越现实与历史边界的叙事策略，是铁流报告文学创作的突破。作品直面中国民办教育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方面有优秀民办教育创办者筚路蓝缕的办学功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办教育中的害群之马和短视小人。面对着这个复杂的写作对象，创作难度不言而喻。铁流与合作者徐锦庚花费三年时间，深入中国民办教育的腹地，调查走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创作没有就事论事，就采访素材进行堆砌，而是紧紧围绕“教育”的本质，考察以“民办”为形式的教育在中国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