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08-0163-11 有关鲁迅弃医从文的话题可能会让人觉得老调重弹。但是，视角往往决定了你所看到的世界，一些不起眼的视角，可能会带来新的发现。本文力图从医学社会史上“卫生现代性”这个看起来似乎与文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的现代性事件入手，重新阐释鲁迅的弃医从文。选择这样偏僻的路径，并非标新立异，只是基于近现代中国的医学社会史、生命政治史和百年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性。 一、生命政治与明治日本的“卫生现代性” 要理解鲁迅所谓“日本维新是多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观点，①还要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命政治逻辑谈起。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类型，它与前现代君权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市场配置原则和国家权力模式之间的冲突。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劳动者必须被有组织地纳入到生产之中，资本主义才能有效地展开。②为了将自然状态的生命，最大化利用、开发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现代民族国家对人生命的支配、治理的权力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改变。于是在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一种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的全新的治理技艺。“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他们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③；“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④因此，福柯认为现代性与生命政治一同诞生。因为一切都和工业革命密切相关。 18世纪席卷全欧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人口城市化、密集化、流动化城市居住状况恶劣、食用水污染等问题相继出现。人口出生率、健康、寿命、死亡、群体性疾病成为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与此同时，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成果带来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形成与发展，为预防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使预防医学由早期经验预防阶段发展成为实验预防医学。到了19世纪晚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预防医学的发展、成熟，通过免疫接种、隔离消毒、检疫监测、消灭病媒动物、处理垃圾粪便、重视食物和饮用水安全等措施，欧美各国得以初步应对鼠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以及城市工业发展带来的人口集中、环境破坏、居民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等等一系列问题，个体摄生预防扩大到群体预防，卫生学概念扩大至公共卫生，开始了医学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卫生革命，⑤“卫生现代性”正式启动。 预防医学及其派生物“卫生现代性”(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以人群为对象，而不是仅限于以个体为对象，标志着西方医学从个体医学到群体医学的发展趋势。正是这种趋势才使得现代医学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知识参考，致力于群体性人口健康的维护。借此，福柯所谓“人口的生命政治”才成为可能。健康的人口、健康的城市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成为国家力量增长的必要准备。而疾病、健康和医疗也不再是个人事件，而进入公共管理的领域。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曾提到，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一种“医学职业国有化的神话，主张把医生像教士这样组织起来，对人的身体健康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⑥其实，能够对人的身体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的，与其说是个体医学，不如说是群体医学/预防医学及其派生物——“卫生现代性”。 这种“卫生现代性”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推行一系列变革的核心。“在明治的法律制度方面，医学制度似乎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考虑到江户时代所允许接受的西方‘知识’只有荷兰医学(医学是兰学最精彩的部分——笔者注)，把明治维新铸成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都是通过兰学者而获得的等情况，应该说明治时期的西洋医学派其权力的获得非但不是局部的，反而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现代医学的‘知识’权威比起任何其他领域都要大得多，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医疗这一国家制度，因此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⑦这就是为何明治政府权力中心会出现众多的医学官僚，他们都是兰学学者。著名的有长与专斋、石黑忠真、松本梁顺，以及中国人熟悉的后藤新平和森鸥外，⑧由此奠定了医学在日本现代化帝国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其实从18世纪早期开始，作为兰学最辉煌部分的西方医学就在日本流行，为何直到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医学才成为造就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此前传统兰学中的西方医学只是个体医学、临床医学，而明治政府医学官僚们所倡导的医学，则是他们于19世纪晚期从欧洲(主要是德国)引入的针对群体的预防医学，更准确地说是作为群体医学、预防医学派生物的“卫生现代性”。 现代汉语中的“卫生”一词就是从日本反哺过来的新词。1870年代，明治政府医学官僚长与专斋在仔细考察了欧美种种医学体系(特别是德国的医学体系)后，“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个人自己的健康……我发现它们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管理体系，负责保护国家全体公民的健康”；“是一种超越个人责任的健康模式，包含政府管理和社会建设”。⑨他从中国道家典籍《庄子·庚桑楚篇》找出“卫生”一词来表述这样一种公共领域的健康管理技艺。显然，长与专斋所创设的“卫生”一词的含义与其原始含义——保全个体健康的养生之道、摄生之法，已经大相径庭。“对于长与专斋和明治政府的其他缔造者而言，卫生把中央政府、科学家、医生、警察、军队和人民连接成一个整体，共同努力去保护民族的身体，通过这种语言的想象，卫生现在已经成为‘卫生的现代性”；“在明治官员，医生和科学家的思想中，世纪之交的卫生是卫生的现代性，一种创造一个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的基本要素”。⑩一百多年后，柄谷行人对明治维新与医学的关系做了更深一层的总结：“不是以医学为媒介，而是医学本身即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的，而且其中有着将健康与疾病对立起来的结构。”(11)西医内部的科层化结构和分科体系，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官僚制具有同构性。病历的制作也直接为现代户籍、警察制度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和范本。福柯所谓现代医学制度是现代政治制度的起源一说，在“卫生现代性”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卫生现代性”所提供的大规模的“隔离”“控制”和“排斥”等权力技术，成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私人化的身体和生活的重要环节。在1877年的东京霍乱中，政府干预居民的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是明治政府重要而成功的制度性政治实践之一。“卫生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方，却是日本赋予它成型并具有强大的威力。明治政府的卫生行政后来被后藤新平等人搬用到殖民地台湾的治理中，他们在台湾明确实施先卫生后医学的策略，这是明治医学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化，也再次证明“卫生”是如何成为最高权力干预基层社会的有效途径和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