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中很少有和沈阳发生联系并且创作出多篇部以沈阳为题材的小说者,钟理和是特殊的个例。究其“特殊”,与钟理和的生活道路、台湾与沈阳两地空间的相似性有关。钟理和出生在台湾屏东一个世代农耕之家,早年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时间很短,仅有“一年半村塾”和高级小学的读书经历。他走上创作道路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有对中国古代、现代和外国文学作品阅读的“废寝忘食”、对写作的执着与热爱、中考失利的刺激、同父异母兄弟的鼓励等,但关键因素是他的恋爱与婚姻。 小学毕业后不久,钟理和随家从屏东来到高雄美浓,在父亲经营的笠山农场做工。在这里,他与“青春美丽带灵气”的女工钟台妹相识相恋,但这却触犯了当地同姓不能通婚的俗规。钟理和在作品中透露:“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①这种决裂的结果就是钟理和离家出走,进而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又如其所言:“我们受到旧社会的压力之巨和为贯彻初衷所付出的代价之巨,是无法形容的。这是我生平的又一次大刺激。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我压毁。这时候我兄弟的那句话开始对我发生影响了,我想藉笔墨来发泄蕴藏在心中的感情的风暴。这思想把我更深的趋向文艺。由此时起,要作作家的愿望开始在心中萌芽了。”钟理和小说的沈阳叙事,也奠基于此刻。 钟理和的小说带有鲜明的自传体特征,这在其作品的沈阳叙事中也有所体现。钟理和婚姻受挫,遂决定离开台湾,“到大陆去”。他在短篇小说《原乡人》的结尾写道:“我没有护照,但我探出一条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转往大连;到了那里,以后往南往北,一切随你的便。”其实,钟理和最终抵达了沈阳,并在那里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习得汽车驾驶执照,此时为1938年6月。两年后,他忠实履行出走前的承诺,回台湾接走钟台妹继续到沈阳生活,直至1941年离开沈阳迁居北平。粗略计算,钟理和在沈阳生活的时间约有三年,后来以沈阳为创作题材的小说有《门》《柳荫》《泰东旅馆》《地球之霉》等,其中《泰东旅馆》《地球之霉》是未完之作。 《地球之霉》创作于1944年初,此时钟理和正居北平,是他“全心致力于写作”的时期。除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创作集《夹竹桃》外,还写有《逝》《秋》等。它们与《地球之霉》一起,共同表达着作者“在向往已久而被异国统治的文化古都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运和中国民族性的另一面的看法”。《地球之霉》除“序章”外,还有《深夜的喜剧》《二十五日与醉鬼们》两节,第三节《人生的另一角落》“有题无文”。从已有的前两节看,作者似无意构建鸿篇巨制,而是以奉天汽车行司机崔志信的行车记录,展示旧奉天的夜生活:下层市民的艰辛与痛楚,日本移民的狂浪与糜烂。如小说中所言,“崔志信虽然当了几年司机”,但“那颗不能安静下来的心,使他常由现在的立场探出头来,凝视或思索他的混沌且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周围”。透过崔志信的眼睛可以看到,已是午夜1时25分,汽车行“阴森森的车库里”,机械工人们还在“彻夜做工”,熔接器射出强力的火花,铁槌向着熔接器的喷口敲击下去而发出“尖厉刺耳的轰音”,空气中充满“极浓厚的各种油质气味”,勾画了城市工人阶层身处的恶劣环境和劳作场景。此时的夜班司机,则置身空气“极度污浊”的司机休息室,坐在“沾满了油垢、尘土、虱子的沙发上”,围桌打着扑克牌,无聊地等待出车票单。这情景与作者在此节开篇的动物描写形成呼应:“这守夜的狗,却在半空里伸着懒腰,仿佛它已厌烦了它的职守了。” 崔志信当晚首接的出车票单,行程是从“满铁社员的住宅边”“红梅町十二号”到“柳町玉井”。崔志信目睹到的是凶恶的日本人武田、谄媚的妓院鸨儿和满脸泪痕的妓女静儿。柳町实有其处,亦称柳町通,位于沈阳西塔西侧的满铁附属地正北端(今沈阳朝鲜族第六中学处),是当时奉天三大花柳地之一。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年策划“柳条湖事件”的元凶花谷正,是晚便在奉天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饭店,把秉“天皇”之令来阻止事变的剑川灌醉,独自搭车而出,实施“九一八”事变罪恶行动的。作者极其平静又沉重地描述日本嫖客“武田先生”对静儿凶狠掌嘴、“厉声斥喝”,致其“踉踉跄跄”而跌,“沉重地摔在电灯下”;鸨儿的焦虑懊丧、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惊慌失措和灵魂出窍;静儿的挨打受骂、神志黯然、簌簌淌泪,无不显示着被压迫者痛彻心扉的悲苦画面。崔志信将自己的职业与妓女相比,更见出无奈的自虐、调侃和浓浓的酸楚:“你有时不会这样想吗?深夜中没有睡觉的,除开妓女以外,就是司机!”“司机和妓女——那是同路人!”“伺候老爷!”作者将此节拟题为“深夜的喜剧”,表现出对底层人物在畸形社会承受的精神创伤的深切同情,显现出类于“含泪微笑”的意味与格调。 《地球之霉》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建构了旧沈阳的殖民地形象,颇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夜“给都市带来了骚扰与喧沸”,路则诱人以河流波浪奔涌的遐想:“马路——街的河流,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波浪:人群的波浪,光的波浪,声的波浪,车的波浪,汗臭与胭脂的波浪,汹涌地,打著漩涡,冲击,并且翻腾。”这是一个光、影、声“交织的世界”:“像梦一般幽幻的路灯,不住向时代的摩登男女诱惑著,魔性的陈列橱窗的装饰灯,在半空中明灭著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仿佛猛兽的凶悍圆睁的眼睛,种种样型的汽车的照明灯,还有关在四角玻璃盒子里,昏黄的马车灯;静的灯与动的灯”,组成了“光的海”。地面上的“影儿”“交织着,跳跃着,颤抖着;有静静地躺在地上的,有像灵魂似的跟在人和车的后面满街疾去的”,半空中像“密密排排的,没有完的蜘蛛网,那是电线与电话线”——都会的神经与血管呀,结构了“影儿的世界”。“似恶兽”的“汽车咆哮”声,“电车的像天塌地裂的哄声,使地皮受惊似的在人们的脚底下震颤起来,马车铃的丁令——叮——的清脆声,由什么地方响起的工厂的汽笛,则如小孩受了烫似的干嚎,小贩的吆呼,女人的尖叫,车夫的争吵”,这一切汇成了一股声的洪流。作者对具有现代特征的小汽车也有着特殊的感知:“汽车来了;席保勒,最新流行的雪佛兰呀,方轿型的一九三四年的福特,拖着老态龙钟的躯体走了过去,轻快而迅速的别克,像一阵蒙古风,吼叫着,从滔滔不绝的人群中劈开了一条路;臃肿的丰田,也一边哮喘着来了……电车像不知死活的勇敢的哥萨克兵,咆哮着,怪叫着,一排又一排的直冲过来。”人们不得不敬佩这位绝对擅于综合调动读者视觉、听觉、嗅觉于一体的描绘艺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