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下的文坛，大概只有余华和莫言的文学行为能够突破传统的文学界而成为社会事件，用现在网上常用的语汇就是“出圈”或“破圈”。这已经不是一个影响大与小的问题，它既是一个横向的文学认知的空间的量，又是一个如何讨论与言说文学的纵向的质。因为相比起传统的作家与作品的阅读接受，现在更多的是在大众与传媒上被讨论。事实上，与文学界人士对《文城》有限的评论相比，更为宠大、驳杂、几成海量的是在各大门户网站、读书频道、个人公号以及抖音、B站等视频网站的讨论。这是自去年莫言《晚熟的人》出版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学事件。 总有一天，我们会将这两个事件视为当代文学史也是当代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莫言与余华也成了两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们的文学身份被文化身份和媒介人物所代替。而对文学界来说，则是到了考虑文学史与批评史新的写作方式的时候了。 《文城》出版也不过几个月，但已经形成了可以值得研究的接受史。这样的接受史不仅是作家视角与作品视角，我以为，接受者与接受者的阐释内容可能更有意味，它们形成了非常有价值的阐释景观。与传统的文学接受与文学阐释相比，多媒体、跨界别的阐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城》“文本化”了。围绕《文城》，文学界的讨论基本上还是在作品范围内，在作家创作的纵轴线上，他们讨论《文城》在余华创作中的坐标，特别在意《文城》与此前代表性作品的区别，是否对此前作品构成了超越性的书写。这一点批评家特别在意，因为他们秉承的就是这样的文学进步观，虽然他们理智上认为其实不存在这样的文学进化论，但是进步论又总是成为他们的方法。对待文学史是这样，现在总要比过去强；对待作家也是这样，新的写作一定要超过以前的作品。正是在这一方法论下，对《文城》的肯定者仔细地从作品中寻觅新的元素，而否定者则一言以蔽之，《文城》没有提供新内容与形式，没有超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但是，大众评审团们并不是这个套路，他们是将《文城》作为一个文本，一旦作为一个文本，它就超越了作品本身，它不仅是一部长篇小说，它如同一切文化消费品一样，显示出的是对更广泛的意义的书写与概括功能，比如它与余华的意义，比如它对余华阅读者的意义，比如八年的创作与余华的特定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关系，又如，《文城》与当下其他文化景观的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暗合了当下文化消费的走向、潮流与心理，特别是对《文城》人物与情节关系的符号性分析使得《文城》与当下许多文化创意产品构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 这一文学的接受景观对文学接受方式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它对文学生产部门以及作品的延伸开发具有风向标式的意义。我们要思考的是，一种新的文化接受景观正在形成。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专业性文学载体，特别是传统性纸媒最多的国家，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了新的接受景观的形成以及它对传统接受格局的改变甚至冲击。在这样的接受景观中，无名的读者走到了前台，非文学化的阅读力量越来越重要，此前文学作品的许多隐形元素被发掘出来，甚至，一些非文学的元素被赋予、植入和粘贴到作品中。于是，文学作品的性质被改变了，这种改变是泛化，是位移，它们成了读物，成了文本，成了材料与资源，成为符号与象征。与这种改变相对应的是话语方式，不同的描述，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互动关系与话风。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现实，并且做好接受更具离心性状的未来的心理准备。 在《文城》出版几个月之后，余华终于接受了采访。面对许多的阅读与评论纷争，余华对自己的这部新作给予了具体而肯定的命名，即一部传奇小说，一部戏剧性的小说。而且，他说自己的这一近乎类型小说的创作并不是偶然的，是他几十年创作的既定目标，是他戏仿小说的系列之一，这一系列分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古典爱情》，武侠小说《鲜血梅花》，侦探小说《河边的错误》，还有就是这一部，传奇小说《文城》。如果仔细辨别，这一戏仿系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古典爱情》从小说体式上可以说是集古典爱情小说叙事模式之大成，我们可以看到穷书生与富家小姐的爱情模式，可以看到后花园偶然相遇的一见钟情模式，也可以看到人鬼情的模式。小说似乎要承袭了古典爱情的情感语义，穷书生柳生在进京赶考途中遇到富家小姐惠，二人私定终身之后，对惠的情感便在柳生心中扎下了根，此后惠小姐家中遭遇重大变故，小姐也在灾年死于非命。看上去柳生好像一直牵挂着她，并且与她人鬼重逢，但最后又以神怪小说的故事模式解构了它，改变了本来可以大团圆的结局，而作为古典爱情的情感也在作品中一再改变方向，作为主人公的柳生一方面牵挂着惠，另一方面又好像处在梦游中。《鲜血梅花》作为武侠小说更是戏多于仿，小说模仿的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为父复仇的故事，但是，作为复仇者的阮海阔身上却无一丝其父阮进武的气质与本领。他遍访天下，寻找杀父的仇人，阴差阳错中却帮了别人的忙，当他知道谁是杀父仇人时，他却早已被别人所杀。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篇武侠小说，但也可以说它是对武侠小说的解构，无论是对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还是侠客形象与故事模式都是一种解构。严格地说，以为《河边的错误》是侦探小说的戏仿并不是太准确，它实际上是借助了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表达的却是那个创作阶段余华的现代主义精神，即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和对世界荒诞性的表现。小说设计了对立的两极，正常人与疯子，理性与荒诞，规则与例外。在这样的对立与错位中，小说的侦探外衣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对犯罪，对侦探小说的正义与邪恶进行了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