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期新诗的“中衰”

      在白话诗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研究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917年胡适发表《白话诗八首》到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所构成的开创期，一个是1925年后由新月诗派与象征诗派所形成的白话诗形式的建设期。在这样的对照之下，夹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几个年头就显得格外尴尬，这几年的分期问题也成了早期新诗史的分歧所在。

      白话诗热闹的尝试期究竟在什么时候告一段落，即使早期诗坛的主力军中也有不同的说法。早在1921年6月，周作人就在《新诗》一文中发出叹息：“现在的新诗坛，真可以说消沉极了。”①而胡适在1922年3月写的《〈尝试集〉四版序》中却十分乐观地认为白话诗早已站住了脚跟，不仅反对论已经破产，而且新起的少年诗人显示出了比他本人更彻底的解放，让他“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②。在30年代左右出现了对早期新诗史进行鸟瞰的“分期说”，无论是体现唯物史观的三段式进步论(蒲风、草川未雨)，还是强调新月派对新诗形式革命的历史性意义(饶孟侃、徐芳、余冠英)，或是对左翼的革命诗歌感到区隔的文人(沈从文、芮麟)，都在各自的分期叙述对1923年到1925年的这几年的论述十分模糊。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两次提到一个模糊的节点：“《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③“后来也有赵元任氏作了《国音新诗韵》。出版时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赶上新诗就要中衰的时候。”④《流云》出版时间是1923年12月，由此可见，朱自清虽然在导言中没有按照分期的程式进行论述，但是对于这个“中衰”的节点却十分敏感。朱自清并没有解释他所说的“中衰”期，在述及1923年年底郭沫若的《星空》和宗白华的《流云》相继出版后，就笔锋一转跳到了“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于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这一段，成为新诗头十年的叙述中最为跳跃的一环。草川未雨这样解释：“到十三年到十四年的时候，不但出版的诗集少了，就是报章杂志上的诗篇也不如以前风行了，这个时期是最寂寞的时期了。”⑤如此一来，对这两年的新诗面貌进行梳理，是填补由分期论所形成的整齐好看的新诗史框架不可少的工作。

      一、朱自清的新诗“中衰说”

      朱自清的“中衰”论断与他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所参阅的材料不无关系，由于编选时间紧张，在期刊方面他“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诗》月刊是由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和叶圣陶几个文学研究会同人组办，于1922年年初创刊至1923年5月(因主要编辑人刘延陵出国)停刊。这一份中国首个新诗专刊出现之后，又有另一种诗刊《诗学半月刊》于1923年3月创刊。这两份诗刊，与《晨报诗镌》可谓是“当时诗坛上影响最大的刊物”⑥。《诗》月刊与《诗学半月刊》都致力于扶掖初涉创作的新诗人，《诗》月刊先后登载了83位诗人的467首新诗，确实为朱自清的选诗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库存”。相比之下，由黄绍谷、熊佛西、廖仲潜和欧阳兰等人主持的《诗学半月刊》更像是小范围内的同人刊物，主要刊登的也只是“北京诗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青年诗人之间互相捧场以占领文坛局面的特点比较明显。在《诗学半月刊》登场的诗人虽然没能入选各种新诗选集，但是在1923年到1925年这两年新诗的寂寞期，还是能在不少刊物上见到他们的身影，成员中的廖仲潜和欧阳兰还因创作上的作风问题被鲁迅多次暗讽。这两个诗刊可以说代表了这期间中国诗坛青年诗人的基本面貌。然而这两个诗刊维持的时间都很短暂，《诗》月刊1923年年中停刊，《诗学半月刊》1924年年初停刊，正是朱自清所说的“中衰”节点的前后。

      在《诗》月刊上被朱自清“选中”的作者，在《诗》停刊之后大多都没有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创作。除了几个已经资历颇深的文学研究会元老，如俞平伯、朱自清和叶绍钧，生活与职业上并无大的变动，仍然继续耕耘自己的园地。许多年轻作者却在这两年经历了从毕业到入职的变动，社团同人因此分散，如赵景深离开天津赴河南任教，绿波社的活动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少成员开始离开天津向北京发展。湖畔诗社也因为冯雪峰和汪静之毕业离校，忙于生计，社团成员之间偶然的聚首已属不易。而《诗》月刊上几个自由来稿的作者，也如流星一般，只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里留下了雪泥鸿爪。新诗发表一般都没有稿费只有赠刊，于是靠新诗打出名气之后的年轻人，往往借由已经收获到的人脉和名气转向收入更加稳定的职业，如教职、翻译和编辑等。这两年间普遍的沉寂，除诗人境况的变动外，也与当时出版行业的状况有关。1924年与1925年已经少有书局愿意为初出茅庐的诗人出版诗集，自费出版成了主要的出路。湖畔诗社谢旦如的《苜蓿花》就是自费出版，魏金枝的《过客》因为经费不足而未能出版，刘梦苇的《孤鸿》也无经费刊印。到1925年，自费出版诗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徐志摩和李金发的第一本诗集都是自费，连文学资历颇深的王统照到1925年也需要自费才能出版诗集《童心》。

      诗集在市场的遇冷，使得准备出道的年轻诗人在出版诗集之前都要先经营出一点名气。闻一多在准备将《红烛》付印之前，就有这样的顾虑：“什么杂志报章上从未见过我的名字，忽然出这一本诗，不见得有许多人注意。”⑦于是他先发表了对俞平伯的《冬夜》和郭沫若的《女神》的评论，借着对这两部诗集的批评带出了自己的诗观，为自己不久后回国大施拳脚做准备：“我觉得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故必需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⑧当时像闻一多这样有意识地为自己的文学生涯作规划的青年或许不在少数，但真正将“诗人”作为志业的并不多。在小诗与恋爱诗流行起来之后，一两个短句就能算一首诗拿去投稿登报。在校学生通过投稿发表而得来“新文学家”的名号之后，即可以在毕业后的前途上有不少的加分。因此沈从文后来这样说道：“国内被称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真在那里傻头傻脑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新诗集成为‘赔钱货’。”⑨由此可见，新诗写作的回报主要是文化身份上的增值，实际上的经济效益并不可观。

      《诗》月刊停刊后，创造社的刊物《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都在1923年底与1924年上半年间停刊。郭沫若的《瓶》虽然写于1925年3月，但是也等到1926年再办《创造月刊》时才发表。郭沫若在1924年3月停编《创造周报》后，就从上海又回到了日本，专心投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数月后回国就去宜兴调查齐燮之战的后果，又在学艺大学短暂地上过几次钟点课，还“第一次”向商务印书馆“卖文”换面包，卖的主要是译文。为此闻一多曾发出如此感叹：“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