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论争与“十七年”文学生成的复杂性　　

      小说的电影改编是“十七年”时期“人民文艺”传播中的一种典型文艺现象。文艺界出于教育、吸引观众等因素的考虑，不断地强化小说向电影艺术改编作品的思想性和理想性，压缩、修改有可能影响意识形态权威性和统一性的内容，改编时及上映后历经了多重话语力量博弈，论争情形常常成为文艺政策调整及文艺创作转向的风向标。徐怀中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松耳石》(1957年)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1959年)发表后即引发《文艺报》《电影艺术》等刊物的集中讨论，而由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1958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于1961年上映后，激发了更大规模的讨论，18家报刊及80余名著名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演员参与讨论，涉及“典型”“人性论”“时代精神”“创作规律”等“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规范问题。

      六十年后的今天，重返当时的电影改编及文艺论争现场，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一方面，经由典型文本所引发的“改编”事件，是如何参与当时的文学规范调整的？其调整与摇摆过程是怎样的？另一方面，当小说的电影改编遇上文艺论争，汲取了讨论建议的影片内容是否影响着以后的小说创作乃至修改，改编现象的盛行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制约或渗透？本文尝试回到历史现场，在整体传媒结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文化氛围中，综合考量《无情的情人》《达吉和她的父亲》文艺形式转换的改编背后所呈示或潜隐的叙事秘密，进而探讨电影改编论争所激发的力量是如何调整“十七年”文学规范，进而融入“十七年”文艺场域、文学生成的具体情形。

      一、《无情的情人》：电影剧本未拍摄现象

      徐怀中的短篇小说《松耳石》创作于1956年底的“百花”时期，发表在《边疆文艺》1957年第1期。《松耳石》中的“我”，以勘察队队员、骑兵侦察员的视角观察、感知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随着“我”的视角而徐徐展开。小说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对比的方式，描绘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藏族同胞生活处境两重天的情形：新中国成立前，身怀六甲的藏族背水娃子被土司逼迫到路滑的河边背水，不小心滑倒，生下儿子多吉桑后去世，苦命的孩子被年迈的猎手捡到后艰难地养育，未等到多吉桑成年，老猎手意外坠崖丢了性命，多吉桑过着流浪生活；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吉桑成了骑兵侦察部队的助手，帮助侦查队抓捕流窜藏区的匪帮，在面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情人(逼死多吉桑母亲的土司的女儿)请求他为家族报仇时，多吉桑幡然悔悟，与昔日的情人愤慨决裂，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小说发表后的反响较小，然而徐怀中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在《电影创作》1959年第11期发表后，1960年的《文艺报》《电影艺术》《电影创作》《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则集中展开对电影剧本的批判，引起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导致电影剧本审查未通过、拍摄未果，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被重新拍摄搬上银幕。那么，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为何遭受一系列的批判？其论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小说《松耳石》和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发现，原作当中虽然已凸显了藏族内部土司与奴隶之间的矛盾，但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苦命的背水娃子的儿子多吉桑，其情人伊西卓玛竟然是大土司的独生女，她父亲为争执一片草地，用毒茶毒死了一个回族头人，这人的儿子为了报仇雪恨，杀害了卓玛全家、火烧了庄园，卓玛求助于多吉桑，要报仇枪杀的是回族头人的后代。而电影剧本中则完全置换了故事情节中的矛盾冲突，多吉桑的母亲是被娜梅琴措(实则是小说中的伊西卓玛，只是换了名字)的父亲抢走的背水娃子，死于奴隶主的剥削、压迫，多吉桑的父亲却路丹珠为妻报仇，枪杀了娜梅琴措的父亲，并放火烧了庄园，后来的娜梅琴措一直在寻求复仇时机，复仇对象则是已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却路丹珠。小说改编之后的电影剧本中，人物的爱恨纠葛及故事情节，已完全围绕着阶级矛盾即奴隶主与奴隶的世代恩怨而展开，彝回民族之间过往的冲突，则被完全抹去了。这一细节正有力地显示了从小说《松耳石》到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徐怀中有意地凸显藏族内部土司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即强化了阶级矛盾，弱化民族误解。这一做法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无疑是进步的、值得文艺界肯定的。电影剧本为何仍招致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其背后显然还另有隐情。

      重返1960年的《文艺报》《电影艺术》《电影创作》《解放军文艺》等刊物的讨论文章，批判的内容诸如电影剧本宣扬了人性论，对人物恋爱情节进行过多描绘、对女主人公娜梅琴措流露出过多的同情，多吉桑的性格不够刚强，过于优柔寡断①。也有批评者认为电影剧本过于“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宣扬‘超阶级’的‘爱’”②。颇为有趣的是，这些批判文章通常不是独立作者完成的，而是几位作者(常包含一位藏族同胞)的联合署名。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十七年”的文艺语境中，情爱叙事在小说中尽管有一定程度的出现，但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之后，通常被一再弱化、净化乃至删减殆尽。笔者曾探讨了小说《青春之歌》改编为同名电影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上映时，就“纯化”了林道静的情爱、婚恋过程，更多地展示其与工农结合的具体情形。在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这里，改编之后的影片理应更大程度地强调阶级矛盾，甚至不能将人物的恋爱故事作为主线展开。而徐怀中根据自己的小说《松耳石》改编而成的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在对待“爱情”与“人性”等相关问题上则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