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樊骏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他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命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历史表明，这门学科的一切发展变化、进退得失总是受时代条件的制约；第二，因而我们必须从今天的时代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新的研究，自觉地追求本学科与新时代的结合，才能取得无愧于新时代的、超越前人的崭新科学成果，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1]樊骏敏锐地意识到了从新时期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面临着重要的考验，即如何从新的时代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把学科的发展与新时代结合起来，开创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换言之，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命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完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任务，让研究工作回归学术的本位，并且无愧于新时代的使命。 仔细考察，这个影响很大的当代性命题，是樊骏对此前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批判性审视。他要求研究者解放思想，把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阶段。不过，与特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当代性”，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樊骏也无意把它作为一个超时代的独立批评范畴来使用。说得更明确一些，樊骏是着眼于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提出“当代性”的命题。它在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因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所依据“当代性”，已由历史本身赋予了它正当性和合理性。研究者和批评家以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开展文学批评，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当代性”与特定时代的历史规定性结合在一起，难以成为一个能被不同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共用的批评范畴，比如它不可能在进行回溯式研究时，假定为被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超越了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坚持它们那个年代的“当代性”的理由。 “当代性”具备历史批判性的功能，但是这种批判性又以当下的正当性为条件，这实际上会使“当代性”范畴失去批判的功能，成为证明当下合理性的工具。这是单纯作为否定性思想工具的“当代性”范畴的内在悖论，注定这个范畴难以应用于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一般性研究，比如不允许从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当代性”看问题，像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学，不能拿“文革”时期的那个“当代性”来为“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进行合法性辩护。 樊骏先生提出“当代性”命题，当年还是年轻人的我们曾与他进行过讨论。他主张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要体现“时代精神”，我们的问题是“时代精神”如何确保其自身的正义性？如果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趋势，那么此前的历史曲折时期有没有“时代精神”；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它能成为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应遵循的原则？这样的讨论，当时不可能有结论，樊骏先生说要再深入地思考。但今天或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当代性的命题不仅仅是否定性的思维形式，它还应该包含价值的规定性，而这个价值规定性不能用“当代性”来自证，它必须有另外的标准，原因就在“当代性”的正不正当，与时代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是正义占据上风的。 作为批判性思维形式的“当代性”，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规定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人民性立场和个性化风格的融合与统一。 人民性立场，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性原则和最高的标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之所以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主要也是因为研究者和批评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澄清了被极左思潮搞乱了的思想观念，纠正了此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失误，特别是按照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深入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经验，阐释和发掘了现代文学经典的意义，不仅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而且使它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 樊骏先生的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这种以纠正‘左’的错误为主旨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正好对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扫除障碍的作用。但政治毕竟不等于学术，政治上的平反也并非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的。相反，关于作家作品的政治上的重新评价，倒只有从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和理论上作出充分的论证，才得以确立和具有说服力量。”“在徐志摩、沈从文等作家的评价问题上，过去无疑是有很多差错的，但有关他们思想艺术得失的真正发现和准确判断，却不是简单地否定原先的结论，或者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就能获得的……我们的工作进入正常的学术建设阶段以后，从‘破’到‘立’和以‘立’为主的演进，成了主要任务。”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这样“从局部问题评价上的变动扩展而为对整个学科体系进行新的思考，从具体结论的立异深入到基本观念的创新，从就方法论方法到新的研究方法与新的文学观念统一起来——这一切的根本目的，都不再限于消极地纠正过去的失误，而主要着眼于学科本身的正面建设和发展了。它们又殊途同归地集中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对于文学这一艺术形态提出新的理解，确立新的观念这个总的课题上。这些探索也因此含有更为丰富的思想性和理论容量，在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研究者遵循时代精神的指引，解放思想、勇敢开拓所取得的成绩，实质就是坚持人民性立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大成果。这时的“当代性”命题，就是人民性立场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