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料是历史化的“基点” 在当代文学历史化背景下，文学史及学科建设包含理论、主体、基础三个层次，而基础层面的史料可谓是支撑性的“阿基米德点”，“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角度讲，文学史料不仅仅是研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重要方式。”①史料决定了当代文学独特的历史演化和叙述方式，赋予后者与古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不同的类型与风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②因此，史料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基点”。 历史化的治学理念要求突破文本的“自说白话”，以史料为基础，使阐释合乎历史逻辑，这是当代文学研究新的面向。经验表明，文本评价如单纯依赖理论阐释或个性化批评，会导致过度解读或角度偏颇，甚至个人经验的本质化；而将它置于史料编织的“共时性结构”中观照，以史料的“稳定”辐射批评“新异”的品质，可以改变当代文学研究惯有的评论化、主观化的路径方法，达到卓越学识与深刻洞察力的“共赢”。如《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高加林及孙家兄弟的爱情，都有“官二代”女性钟情农家子弟的情节，似有悖于路遥一直批判的权力崇拜。对此矛盾心态的审视，总觉缺乏历史现场与在场的实证。近来程光炜等陆续发现的路遥失恋于知青林虹的私人性史料(有些材料来自微信朋友圈)，可为他因阶层隔阂而生的情感渴求，及创伤性记忆之于价值观或爱情观的生成与矛盾提供依据，“每一条史料的发掘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部历史，充满血和泪，联结着人的活的生命。”③基于路、林与知青朋友表述内容和心态的差异，程光炜结合当年普遍的社会心理，通过不同“声音”的对证，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单方面说法及研究的偏颇，有助于探究小说细微的心理轨迹。可见，史料的组织甄别及独到关照，可打开文本批评的空间，使后者不再凌空高蹈，而是有扎实的作家个体的生活经验、历史认知、文化素养的支撑，以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推动研究更近历史真实和更具学术“底气”。 同时，史料是当代文学学术谱系中的基础工程，对它的重视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夯实“地基”的必然，藉此弥补当代文学史因批评主导而致的研究与史料分离的状态，促进学科的历史化，“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④经过多年的沉淀，当代文学史的脉络逐渐清晰，学科也趋于独立，但远不及古代文学学科成熟，“毋容置疑，当代文学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也是一个争议较多、各种意见纷呈的学科。”⑤年轻学科要消除“焦虑”，关键要以史料为“家底”，建构起自我的批评经验与学术话语，推进学科的自足与自主。文学史中的沈从文，为人为文是远离政治的典范，陈思和将《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要基于当代“潜在写作”开端的定位。《教程》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思路中的专章分析，及作家恐惧与委屈心态的描述，正是结合时代语境和作家遭际的史料，作出的理性判断与阐释。再看，文中还有不少“蜻蜓点水”式的表述及潜台词。如人生困厄时率先想到的丁玲为何“还像是极熟悉”？为何用“表面上”三字来描述贤伉俪的家庭生活？念及翠翠又基于何种心态？这些追问很难从文内找到答案，如能结合三四十年代的基础史料和新时期以来的回溯性材料，在内外篇的逻辑关联中，把握作家因事业家庭的内外交困引发的复杂凌乱的心绪及由来，见出他与以往文学史描述不同的对政治若即若离并有着得失心的一面。所以“能否”与“如何”进入文学史，仅靠观点更新或“强制阐释”行之不远，整合新旧史料并作合理的评判，才能在历史的本源生态中坐实文学本体世界的丰富与复杂，这是当代文学史和学科历史化的基础保障。 虽然史料的建设更多为“她人做嫁衣”，有明显的“补缺”性质，但确立它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实现史料、批评、理论的三位一体，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必经之路。 二、史料谱系及问题阐释 在明确了史料作为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基点”之后，有必要对其谱系进行分类考察，以充分把握基础面及存在问题。针对现代文学“一切皆史料”的观念，洪子诚用“难以划出边界”⑥来描述当代文学史料的可发掘性和丰富度，但这并非说“漫无边际”，而是面对边界暧昧的史料现状，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所以，可将以往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为主的制式，扩张至未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及更具当代性的文字、声音、影像与数字符号连锁的景象，并作以下的盘点与分类：1.实物史料如故居、展览馆等；2.纸质史料；3.声像及数字化史料；4.口述史料。基于后三类代表着基本的和可拓展的史料板块，对此作以点带面的阐释，以把握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为历史化展开丰富的史料图景与清晰的历史脉络。 (一)传统纸质史料的拓展。当代文学依赖发达的印刷和出版发行体系，纸质史料是可触摸、可掌控、成就最高的一类史料，其中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一度占据了当代文学史料90%的容量，与文学体制的同构使其长期居于文学史描述的中心；而未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也以不同的层次与肌理，成为史料谱系中的新问题。 公开出版的纸质史料中，版本、选本是主体。选本一般以版本为基础，选本也是一种版本。当代文学版本类型清晰，有初(原)版本、再版本(修订本、删节版)等。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纸质版本，即便遭遇毁坏或被收缴，但千万的发行量及现代售卖体系，一般不会出现古代文学的“孤本”或“绝本”。当下，网络图书馆提供的馆藏情况、版本信息及书籍电子版，线上销售与珍稀本交易，都是这类史料强大的补充。当代文学版本学，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廖立对《雷雨》五个版本形成的清晰轨迹及简单评价，但直到新世纪，版本学才日趋自觉并有不俗的成果，如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徐勇《选本编撰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等。发掘版本在批评标准形成、文学共识凝聚、文学史观念更新中的基础作用，有利于建构当代文学史的坐标，标识出历史化主要的价值取向。 当代文学版本相对完善，但“版本问题仍(确)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⑦，特别是基本的意识亟待加强。当代文学不同版本类型的演进，既有外在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及媒介手段的约束，也有作家打磨艺术的自觉追求。如陈忠实修改《白鹿原》，有对参选“茅盾文学奖”的“适当妥协”，也有艺术完善的主动出击，学界对其不同版本的叙事逻辑和表达效果的探究，体现出较强的版本意识。而相比《白鹿原》等少数经典文本受到的关注，整体情况并不理想。朱航满《文学的眼光》对王尧“散文卷”中选录的陈丹青《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指出是流传颇广的《笑谈大先生》的改头换面，是遭遇腰截的残篇；“既非最初发表的版本，也应不是作者认定的定本或全本”⑧，违背了大系出版说明中的准则。版本意识欠缺导致的统指或互串会造成研究的差异，进而影响文学史书写。由此，及时捋顺版本信息，并发挥经典作品版本学的辐射效应，推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文本历史化评价的基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