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看似随便地来到了1984年1月，李亚伟忽然很想念低年级的师妹和医专的女生，也很想念他的若干弟兄，就飞速赶回了南充师范学院。李亚伟，1963年生于酉阳，1979年考入南充师范学院，1983年分配到酉阳第三中学。南充师范学院是他的“母校”。他从来就不会空手而返，在学院外，李亚伟正好遇到老伙计万夏——两者写诗，都始于1982年。万夏，1962年生于重庆，居于成都，1980年考入南充师范学院。他比李亚伟低一级，还要熬到当年7月才能毕业。彼时之大学，盛行办诗歌墙报。李亚伟和胡玉办的是《刹那》，万夏、李雪明和朱智勇办的是《彩虹》。胡玉(又叫胡钰)，1962年生于成都，1979年考入南充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李亚伟回到酉阳，胡玉留在南充。这两个墙报——《刹那》和《彩虹》——很快又合并为《金盾》。当时流行的一种笔记本，“金盾牌”，就这样成了两伙诗人的防御性的共识。 且说两个老伙计见了面，欢喜无限，自然要去找家小酒馆。还在路上，万夏就告诉李亚伟，他最近在写“莽汉诗”，当即背诵出不下五首，包括万夏的《红瓦》①，还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胡冬，1963年生于成都，1980年考入四川大学，1984年分配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一说《剧本》杂志社)。据云此君家学甚厚，天赋亦高，思路出奇，行为立异。万夏，以及万夏背诵出的胡冬，让已经写出某种“混蛋诗”的李亚伟如受电击，目瞪口呆，“由此推断出一种‘新东西’已然发生——那是一种形式上几乎全用口语，内容大都带有故事性，色彩上极富挑衅、反讽的全新的作品。”②哥俩在小酒馆坐定，频频干杯，在万夏的鼓动下，决定一起搞个“莽汉诗派”。 李亚伟并不认识远在成都的胡冬，而万夏，兴奋地向前者叙及他与后者如何发明了莽汉诗。当时，万夏对胡冬的口头回忆，若干年以后，转变为李亚伟对万夏的书面回忆。这样的书面回忆，“回忆之回忆”，既有可能具有双重的可信度，也有可能具有双重的出错率。笔者毫不怀疑两者对真相的尊重，但是，也很难排除回忆力——乃至听力和理解力——的恶作剧。李亚伟如是回忆了万夏的回忆：“胡冬把这种诗歌最早称为‘妈妈的诗’③——《阿Q正传》谁都读过，但胡冬最先想当‘阿Q诗人’”；很快呢，胡冬改变了主意，“又叫这种诗为‘好汉诗’”；万夏却不甚满意，“他认为如此定名这伙人的诗歌，有一种从外貌上自我美化的倾向，这可能导致‘诗歌革命’的传统英雄主义，其结局是‘革命’不彻底，因此提出了‘莽汉’这个名词”。 后来接受杨黎的访谈，李亚伟又有所发挥或补充：“万夏是说‘猛汉’，我写成草莽的‘莽’，莽汉。我说如果要搞一个诗歌流派，发音可以叫‘猛汉’，但是事实上是‘莽汉’。”④这段绕口令，很显然，乃是四川话绕口令。笔者乐于动用语言考古学，向四川方言区以外的读者略做诠释。首先来理解李亚伟的意思——万夏本来是说“猛汉”，经过李亚伟的误听，语义转换为“莽汉”，这是两者之间的“所指偏移”。接着来探讨这样的可能——万夏本来是说“莽汉”，经过李亚伟的误听，语音转换为“猛汉”，这是两者之间的“能指偏移”。总而言之，这是四川方言区内部的一场误会，是成都话和酉阳话的不打不相识。 笔者愿意暂时这样来做小结：如果万夏和李亚伟的回忆都很可靠，而万夏确乎说的“莽汉”，那么万夏就是命名者；如果万夏确乎说的“猛汉”，那么李亚伟就误打误撞地成了连他自己都差点儿没有回过神来的命名者。 对于上文的假设性结论，胡冬却认为，既不是表面上的事实(fact)，也不是深埋在事实下的真相(truth)。胡冬现居伦敦，其诗其文，国内甚为罕见。为了重写莽汉诗派的良史，笔者及邓翔，曾多次采访过胡冬。 2020年2月15日，胡冬如是回答邓翔：“三十多年来，你晓得我真的对此不屑，不耻，几近不闻不问，你晓得，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做。我对这种刻板中国语境的形形色色一直是既厌恶又同情，有时只有同情。如果啥子时候我真的写出一篇回忆，那一定不会是心血来潮，而是记忆对往事或者个人史的尊重。我是一个自身的历史学者，我挖掘贮藏在我身内的知识，我考自己的古，直到这个‘古’涵盖并连接了古今和东西，成了我手中的耿耿长剑，成了我姓氏中的部分。我走得太远了，因为龙在等我！其他怪物都不配成为我单挑的对手。问你一个问题，以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妈妈的诗’‘好汉诗’像是我的修辞吗？在我一夜之间写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的翌日，‘莽汉’这个词从我的丹田脱口而出，或喷薄而出，当然这决然的进发是因为此前有了很多凝聚和贮存，所以莽莽。这里就不多说了，也许将来我会细说吧，那时就尘埃落定了。”可知胡冬写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在前，提出“莽汉”在后。万夏当时就睡在胡冬家，他见证了得诗的夜晚，以及紧随其后的命名的白昼。 自2020年3月25日至4月3日，笔者也曾多次采访胡冬。4月3日，胡冬如是回答笔者：“诗人的经验或曰文字的沧桑，不论生出何种抽象何等理性，它一定不失感性和血肉，它必须跟作品一样在拥有ethos和logos的同时不失那pathos，它有时甚至需要失口说出。也可以说词语在这个意义上，在诗人那里道成肉身。‘失口’合起来便是‘知’这个字，有了‘知’才有‘失口’，如同曼德尔斯塔姆那句‘上帝啊，我失口说出’，是因为上帝这个词他早就了然于胸。‘莽汉’这个词语于我也是这样，它是我在一夜井喷的第二天对自己的命名。”可见，这个命名具有即兴性。此前的3月30日，胡冬还曾回答笔者：“莽汉于我发端，引爆，肇始，到我用以此获得的气概和驾驭力来停止了莽汉诗的写作，屏息敛气，着手于另一番探索，自始至终都是我个人的突围。现在的我，仍然在这场突围当中。我从来认为诗人独往独来，而不是成群结队。至于我的个人突围影响了其他人，使他们一个个也成了莽汉，至于我的诗开始了病毒般的狂热传染，那完全是我始末料到的事。说真的，我也不太关心。我只关心我自己的语言，也只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我自己的莽汉，一直到今天。”可见，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诗派似乎具有某种偶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