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与探索　　

      

      1970年代末，《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海外中译本便开始在内地“流通”，引起各种追随与批判的声浪，被认为对“重写文学史”思潮产生过影响。此书对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师陀等作家的重新发现，乃至其所谓“纯文学”批评标准所产生的延续至今的冲击，都让这部英文语境下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至今仍不容小觑。相较于这部著作今天所受之重视与瞩目，夏志清最初的写作不无偶然因素，其过程更是筚路蓝缕，他在此书英文初版前言中就描述了写作期间饱受材料匮乏之苦，亦乏同行切磋①，应该说，这很符合彼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学院体制的边缘处境。这部著作得以成书，离不开夏济安、宋淇、程靖宇等寄身港台者从观点到资料上的帮助。这些，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下文简称《小说史》)1961年版前言中也提及过，只是语焉不详而已。

      2015-2019年，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渐次推出，无疑提供了从个人史视角审视《小说史》的丰富材料。《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下文简称《书信集》)收录两位重要海外汉学学者长达18年的私人通信，也跨越了冷战开启以后海外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勃兴、并在美国学院中取得一席之地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书信集》展示了《小说史》从萌芽、写作到出版的全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院体制与文化环境对《小说史》写作的影响，隐约浮现于夏氏兄弟书信往还文字间；夏氏兄弟对五四、对鲁迅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时段与重要作家，对现代文学史观的各种讨论亦包含其中，这些观点相当程度为夏志清所消化吸收，体现为《小说史》中的具体史观与评价标准。本文借助《书信集》中与《小说史》写作有关的内容，探讨《小说史》写作缘起的历史与个人背景、夏济安对《小说史》写作的参与，以及夏志清在探索中确立的写作规划。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的缘起

      在《小说史》动笔前，夏志清现代文学的阅读量相当有限，他承认：“五四以来的文学我在中大学时没有多读。”②较之其热衷介入文化、文学与出版活动的兄长夏济安，出身纯正教会学校沪江大学英文系的高才生夏志清对英美文学的兴趣更加心无旁骛。1940年代末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夏志清以其优异的英国文学造诣，赢得赴美留学的机会，并于195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彼时其前途似已注定，“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这才是正当的出路”③。这体现了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一般看法，但也并非仅出于美国学院体制对中国人的排斥，夏志清的前辈王际真以及较早赴美的陈世骧，都在美国的大学里立足，且各有其成就。美国的大学里，谋一个非终身教职的门槛，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也并不是多么难。问题是，以异国人身份在海外求学，纵使留在美国教书，仍很难在数百年里根深蒂固、自成门户的美国大学英文系里成就事业，《书信集》中披露的夏志清在美前10年的从教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虽然醉心英美文学，最后仍要靠教授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立足，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中国人在美国找事极难，要研究中国东西只有在大学major中国学问。”(见1959年8月19日夏志清致夏济安信)1956年上半年，密歇根大学聘期即将结束，夏志清处境艰难，甚至动了赴台湾工作的念头(见1956年2月7日夏志清致夏济安信)。在1952年5月的一封信中，他坦然承认自己的现实考虑：“两三年后我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出版，也不难在大学内找一个副教授之职。”④自博士毕业后，夏志清携妻带子，辗转于各种名声不彰的大学，教职不稳定，一段时间教教英文，既而又教教中国思想史，地位终归属于边缘。不能忽视的是，由于1950年代初铁幕开启，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区域研究渐成热门，中国现代文学因其与现代中国历史无法分割的关系，也吸收了相当的经济与人才资源。1970年代末，《小说史》中译本问世时，夏志清已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多年，遂饶有兴味地为此书撰写《原作者序》，此序包含了夏志清自述“入门”现代文学研究的“官方”回忆。他追述1951年助饶大卫编写《中国手册》之事⑤，该“手册”内容庞杂，“《文学》这一章重点却放在现代文学上，占全章篇幅三分之二”。在查阅资料时，夏志清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的著作，其上册在同年(1951年)刚刚出版，夏志清的话，不能说不对。由此，他获得灵感，在第二年写下两页“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过了三年(1952-1955)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⑦。

      在《小说史》第一版推出10年后，在夏志清的“官方”书写中，强调了其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偶然性与现实性考量。不过，此时身在中国台湾的夏济安，通过与夏志清的书信交流，也在观念和视野上影响着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夏济安对《小说史》写作的介入，在该书英文第一版中体现最为显著，夏志清在1961年所写前言中特别感谢了兄长在成书最后阶段所给出的诸多建议⑧，参考《书信集》，可知这些“建议”之具体之深入，远非在成书“最后阶段”的帮助那么简单，而是始终或深或浅地参与到《小说史》写作进程中。譬如，因夏志清对彼时中国台湾地区文坛生疏，夏济安应其要求亲自撰写《台湾文坛》一文，成为该书首版唯一附录⑨。

      参阅《书信集》可知，在夏志清参与《中国手册》写作前，两人书信就多有关于现代文学看法的往还，提出观点、阐发意见者多是兄长夏济安。早在1950年11月25日致夏志清信中，夏济安即大致介绍台湾文坛状况，提及柳雨生、陶亢德、袁可嘉、朱光潜、陈纪滢、谢冰莹等作家。在1951年元月7日致夏志清信中，夏济安以郑证因和宫白羽为正面例子，批评老舍小说在语言风格上的“故意卖弄”。在1月18日致夏志清的信中，夏济安正式提出对五四文学的批评，“想创导一种反五四运动，提倡古典主义，反抗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⑩，夏志清在次月2日回信中，积极回应兄长的观点：“中国从五四运动到今日的情形，确需要有一个严正立场的批判……真正地把人生严明观察的文学，是‘古典’文学，这种文学往往是残酷的。”(11)可以说，在与兄长的通信中，夏志清已经流露出对彼时自己尚不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探究兴趣，而这种兴趣的流露，与同时期他撰写《中国手册》“文学”部分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空白”的发现，共同构成了夏志清决心撰写《小说史》的思想起点。

      在批评观念上，夏志清对文学风格“残酷”一面的赏识及将其用来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显然源自其长期浸淫英美文学作品与批评的阅读和理论积累。这是一种迥异于内地同期文学史写作的带有比较文学色彩的评价标准，亦延续到后来《小说史》写作中。如他对张天翼的肯定：“悉能超越宣传的层次，进一步达到讽刺人性卑贱和残忍的嘲弄效果。”(12)又如他认可鲁迅写于1925-1927年间的短文：“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13)通过《书信集》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远非出于安身立命于异国他乡之现实考量，其实不乏对其出身的文化环境与现代历史的深切关怀，可以说，正是自1950年代初与兄长通信中，他开始认真地把五四、鲁迅以及白话文风格当作学术考察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