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出版著译,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首选。1935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高尔基著《俄罗斯的童话》,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第三种。同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果戈理著《死魂灵》,列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第一种。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鲁迅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第二种。此外,鲁迅翻印的《死魂灵百图》也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鲁迅对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欣赏和信任。 然而,还有一种鲁迅的散文集,由巴金提议,鲁迅也拟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鲁迅突然去世,书未及写成,后由许广平续编才付梓,那就是而今已鲜为人知的《夜记》。 对散文集《夜记》,巴金在1956年7月13日所作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中有颇为具体而生动的回忆: (《故事新编》出版)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就托黄源同志带了口信来,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陆续写了些文章。听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边,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10月17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同志鹿地亘,19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许景宋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编成的一个集子。每次我翻看这两本小书,我就感觉到他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颗无所不包而爱憎分明的仁爱的心。① 巴金这段话充满了感情,他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已在写未及写成而由许广平编定的《夜记》这两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晚年著作,体现了鲁迅“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可见这两本书在巴金心目中的位置。两个月后,巴金在为苏联《文学报》所作的《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一文中,又特别提到《夜记》: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见到鲁迅,我请他再为出版社写点东西,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中能有一卷他的作品。他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些日子,鲁迅托作家黄源转告我,这一卷题名《夜记》。不久他就病了。康复以后,他一连写了几篇。听说他专心致志地编《夜记》……②
《死》的手稿第一页 巴金这两段回忆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透露了如下信息: 一,《夜记》这个书名是鲁迅亲自拟定的,而且这是本“散文集”。 二,鲁迅答应为巴金写第二本集子是在“一个宴会上”。这个宴会,我以前推断是1936年2月9日黄源在宴宾楼举行的“共同商定《译文》复刊事”之宴。③现在看来,1936年5月3日“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④的可能性更大。因为5月3日译文社宴会后“不久他就病了”。5月18日起鲁迅持续发热,6月5日起日记被迫暂停,7月1日起日记才逐渐恢复,这与巴金的回忆正相吻合。而且,巴金计划把这本新集收入“文学丛刊”第四集,1936年2月时,第一集尚在陆续出版中,5月时考虑第四集篇目才更合理。 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鲁迅特意“放在一边”,准备编入《夜记》。巴金是“听说”,听谁说?正是许广平,下面将具体谈及。《半夏小集》作于1936年“八月间,也许是九月初”⑤,《“这也是生活”》作于1936年8月23日,《死》作于1936年9月5日,《女吊》作于1936年9月19—20日,⑥确实都作于鲁迅“病好以后”,也确实都是“散文”,构成“散文集”《夜记》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夜记》中鲁迅亲自选定的篇目。 《夜记》1937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文学丛刊”第四集第十种。全书按鲁迅晚年编集以“编年”为序的惯例,分三辑共十三篇,目录如下:一九三四年:《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五年:《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题未定”草(一至五)》《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题未定”草(六至九)》;一九三六年:《我要骗人》《〈出关〉的“关”》《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值得注意的是,书末许广平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三个月又五天”所作的《后记》。她在《后记》中明确表示: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预告,早已登过有一本《夜记》。现在离开预告好久了,不兑现的事情,是鲁迅先生所不大肯做的。——就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敢于编辑这一本书。 我查那些遗稿,其中《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是去年大病之后写的,另外放在一处。好像听他说过,预备做《夜记》的材料,不幸没有完成。我只好从一九三四年编好而未出版的《杂文集》里选两篇,三五年《杂文二集》里选四篇,三六年《杂文末编》里,除《夜记》四篇外,再加四篇,共十四篇。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