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笔者来到J在上海的寓所，此刻她刚刚“下播”。见面时她的脸上依旧带着直播时的妆容，眼睛戴着美瞳，身穿直播时的少女风格的衣服。客厅里布置出的一小块空间便是她直播的地方：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麦克风、一副耳机、一个摄像头以及各式各样的化妆品，面朝桌子摆放着两个落地式补光灯。桌子后面的沙发上装饰了毛绒玩具和led彩灯，这是直播时身后的背景。每天早上九点左右起床，J开始直播前的准备。化妆、调整设备、设置直播间，中午十二点准时“上播”，播到下午两点。J在繁华地段租住的这间寓所既是家也是工作场所。下午三点，J还没有吃午饭，于是点了外卖。访谈时J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六点半，到了她的晚班时间。离开播还有十几分钟，她打开电脑调试好直播间，然后拿起化妆品迅速补妆。她说：“要先调整一下状态，不然上播的时候哭丧着脸就不好了。”片刻后，镜头前传来的不再是访谈时那个慵懒的声音，而是她用活力满满的声音与直播间的观众们打招呼，开始了晚间的工作。 （田野笔记，2017年10月14日） 如今像J这样在直播平台上工作的网络主播数量过亿。平台技术对服务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型服务业应运而生，网络直播便是其中之一。网络直播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红人依靠大规模粉丝群体形成消费市场、从消费者身上获取收益，以消费者为导向包装自身形象并生产符合消费者偏好的内容，注重内容的多样化与定制化，具有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特征。“网红经济”变现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利用网络直播中的“打赏”、送礼物的功能使粉丝消费。2016年以来，以泛娱乐直播为代表的网络直播市场规模迅速扩大①（艾瑞咨询，2017）。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真人秀直播用户规模为2.39亿，占网民整体的24.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5亿。从事主播的人群中，女性占比高达78.8%，男性仅占21.2%，男女主播比接近1:4，在全职主播中这一分布更为明显，男女主播比为1:5；收入方面，9.6%的兼职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21.0%的全职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新华网，2019）。网络主播通过即时表演的方式制造休闲娱乐内容，与观众互动并为其提供无形的观感与体验，生产和消费在劳动过程中同时进行。网络直播依托于平台，平台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基础设施，它是将生产商、供应商、客户等不同主体聚集在一起的媒介，在促成各个主体相互沟通的同时通过后台架构以控制交互的可能性（Srnicek & Desutter，2017）。平台的出现挑战了学者惯常意义上理解的劳动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平台创造了互联网上的劳动空间，扩展了劳动空间的边界，模糊了劳动与非劳动、生产与生活的界线。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围绕网络主播展开的田野调查，尝试展现女性网络主播的劳动过程并探讨平台在其中的深刻影响。 一、从服务业到平台经济：劳动形式变迁下的劳动过程 女性借助平台从事主播行业，涉及性别、资本、服务、空间、时间等要素的新组合，核心问题仍可以通过“劳动过程”（labor process）理论进行分析。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将劳动过程研究从传统行业扩展至服务业。服务业中劳动者为顾客提供无形的服务与感受，“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是其突出特点（Hochschild，1983）。“情感劳动”指劳动者管理与调动表情、情绪、情感，依据特定规则在顾客面前展现出相应的情感与情绪的劳动过程。“情感劳动”研究包含两种视角，其一聚焦于工作（job-focused），强调劳动者与顾客的互动，要求特定的情感表达；其二聚焦于劳动者（employee-focused），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管理情感的过程（Brotheridge & Grandey，2002）。在第一种视角下，研究者指出顾客的异质性使相同工作中的“情感劳动”出现程度上的差异（Kang，2012）；与顾客的互动过程需要依附于性别气质的情感表达（Melosh，1982；Cockburn，1985；Reverby，1987）。在特定的工作中，女性认可并愿意展现女性气质，情感表达是对女性身份的肯定（Leidner，1991）；也有研究者认为“情感劳动”中的女性气质往往意味着服从（Acker，1990），加强性别劳动分工的同时固化和再生产了性别不平等（苏熠慧，2018）。在第二种视角下，霍赫希尔德（1983）指出劳动者的“情感劳动”过程包含“浅层伪装”（surface acting）与“深层伪装”（deep acting）。前者指劳动者通过管理表情、声音、动作等展现出情感；后者则是劳动者有意识地表达内在情感，利用何种“伪装”取决于劳动者与场景（Ashforth & Humphrey，1993）。“情感劳动”具有重复性与脚本化的特点，劳动者为了省力通常会发展出习惯性的程式化的情感表达模式（Ashforth & Fried，1988）。一些行业要求高度程式化的情感劳动，另一些则在程式化的基础上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Leidner，1993，1999）。资方或管理者会提供脚本化的情感表达模板，嵌入于劳动培训和日常管理的过程之中。 情感劳动理论揭示出劳动者需要调动自身的不同方面，包括外在的情感及内在的自我（selfhood），因而情感劳动何以影响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认同（personal identity）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personal identity）与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后者指个人对特定社会类别群体的归属，如性别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等（Ashforth & Humphrey，1993）。在关于制造业的研究中，学者已注意到劳动对身份认同的影响，特别是阶级属性和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劳动者将阶级属性投射到劳动身份中、以阶级属性预设职业身份特征，在与其他群体对比的基础上建构自我身份，最终阶级属性内化于劳动者的自我认同之中（Lamont，2000）。在服务业中，劳动者与顾客常常处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劳动者将劳动身份中的阶级属性与外在的结构性不平等转移到自我身份建构中，在劳动过程中建构出处于高位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缓和社会身份上的不平等位置（Sherman，2007）。在情感劳动研究中，身份认同视角从关注外在社会身份属性转向了更多地关注“自我”。霍赫希尔德理论脉络下的研究认为情感劳动中的劳动者具有真实的自我（authentic selfhood）和表演的自我（performative selfhood）（Sherman，2007），表演的自我是劳动者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身份、是商品化的对象，两个自我之间的分离可以视作社会身份与自我身份之间的分离，同时研究者已注意到相比于剥削商业化的情感，剥削“自我”更加严重（Leidner，1991）。服务业领域劳动过程的研究成果所给予的启发在于，关注在情感劳动中劳动者的自我以何种方式被裹挟进商品化过程中、异化在何种意义上对劳动者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