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40余年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历程，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被称为市场转型，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激烈的理论争论。有关中国市场转型的学术讨论规模较大，发表论文数以百计，持续时间近30年，影响深远。概而言之，这场讨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有二：其一，这是中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界对社会分层的一场重要辩论。市场转型理论提出的重大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会不会在市场制度下变得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会不会变得跟西方社会一样，是同化还是保持分化？这是社会发展中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改革进程也非常重要。其二，在学术史上，这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一次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在此之前，中国问题很少受到国际顶级期刊论文的关注。这场讨论开始之后，国际社会学界，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中国（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2002：2）。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思考的开始。 市场转型理论的研究集中于以下论题：市场转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机会结构，促进了社会（阶级、阶层、职业与性别等）平等或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政治（权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效用是提升、下降还是基本保持不变，等等。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且不同区域之间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人群分类复杂并时有变化，再加上社会处于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中，不同地点、不同时点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也属正常，至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社会公众乃至一般研究者而言，不同的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还是令人困惑的，至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结论呢？ 大体而言，有关市场转型实证研究的不同结论可以分为两类：其一，研究结论彼此矛盾。比如，有的研究说政治资本的效用下降，但另一些研究的结论则恰恰相反。其二，研究结果大体一致，但有差别。如对人力资本效用大小的看法不同。 因此，本文提出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在市场转型理论互相矛盾或有差别的研究结论中，何种结论是稳健可信的？有哪些基本因素导致了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 以上问题是本文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市场转型理论讨论所发表的论文是用定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节点，涉及测量、数据和模型的准确性及结论的可靠性等诸多问题。而这一点过往几乎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虽然此前也有对这场争论的反思，比如周雪光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框架存在解释逻辑不清、经验预测不确定、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概念和操作化难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问题，以致这场理论辩论产生的更多的是争议而非共识（Zhou，2000a）。但这种反思只是定性地讨论一些少量的重要文章，在文献综述的方法上有所欠缺。本文使用的Meta分析（Meta-analysis①）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它能将同一议题下不同情境甚至结论相反的定量研究整合到同一框架下，并做出综合判断。通过全面搜索相关文献并使用Meta分析，本文力图确定市场转型理论所得结论的可靠性，使之成为新的研究较为牢固和扎实的出发点。 一、理论及其争论 市场转型理论最初是倪志伟研究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如何变化的产物，其实证资料来自福建厦门郊区的农村调查，理论根源为波兰尼的再分配经济和泽林尼的精英循环理念。市场转型理论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导致资源分配机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政治为导向的体系转向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体系，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有利于积极参与市场活动的“直接生产者”，并削弱了“再分配者”的特权（Nee，1989）。据此，倪志伟提出了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简要而言，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在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回报会下降，人力资本回报和创业资本会增加，性别收入差距缩小（Nee，1989，1991，1996；Nee & Matthews，1996；Matthews & Nee，2000；Cao & Nee，2000）。 市场转型理论引发了关于市场转型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长期辩论（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2002；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许多学者通过对中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不同时期的调查数据检验了市场转型理论假设的有效性，有些实证研究支持了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假设，有些实证研究则提出了质疑。本文将这些主要的结论梳理为表1。 从表l可以看出，政治资本中的转化论和维继论、人力资本中的无效论和不确定论，以及性别收入差距中的恶化论和不变论都是不支持市场转型理论假设的。就如何解释这些有矛盾、争议的发现，一些研究者做了分析和总结。
就政治资本回报来说，转化论认为，每个人拥有的政治资本可以被看作不同组合形式的“股票”，当个体面对社会变革时会试图将政治资本转换为经济资产或者教育投入，以抵抗市场冲击；维继论认为，这是精英再生产的过程，党员或者干部由于具备某些特质，比如服从纪律、上进等，这让他们在物质竞争中具有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在企业或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获得高薪（Verhoeven et al.，2008）。 就人力资本回报来说，无效论认为，不应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同质体，如果考虑到地区、行业、制度设置等差异因素，人力资本回报可能并没有增加；不确定论认为，人力资本不只包含教育，还有经验、能力等，不同的结果取决于如何测量人力资本，有些人力资本提高了收入回报，有些则没有提高收入回报（Keister & Borelli，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