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篇被忽视的硕士论文 中国社会学史上不乏年少之佳作，诸如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这些当下的社会学名著被写作之时作者们都还只是硕士研究生。杨庆堃以及上述这些年龄相近的作者都曾求学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然而不同于其他同学，杨庆堃硕士毕业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一生的漂泊，导致他大部分的著作是在海外用英文写成的，再加上缺少国内的直接传人，并且为人低调，使得对于他的思想的整体研究——相比于其他公认的燕京学派的学者来说——一直付之阙如（费孝通，2001c：232）。最近几年，随着一些译介工作的进行，杨庆堃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这也只不过代表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方面，他的很多研究还需要被挖掘和深耕，其中就包括他的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 杨庆堃的硕士论文同样称得上是一篇“年少之佳作”，在市镇研究的领域被引用率很高，学界公认为是对中国市镇的社会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这篇论文的看法，同样停留在“礼貌引用”，对其“经典性”仍然缺乏认识，只不过认为其“研究主题”有很高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但本质上只把它看作一篇“学生作品”，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本文认为，杨庆堃的硕士论文不仅承接了许仕廉、杨开道开创的早期燕京社会学关于“区域”的研究传统，而且在实质上吸收和转化了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思想，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对于这篇著作的深入理解，不仅可以在“接受史”的意义上进一步澄清燕京社会学对于芝加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可以使我们拓展对于燕京学派本身的学术思想的认识。 首先介绍一下这篇论文写作过程的来龙去脉。1931年夏，杨庆堃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大二的学生。因为和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一些学术交流的关系，杨开道就带着杨庆堃和另一名同学到邹平去做一些“一般的农村社会观察”。在刚进入县城的时候，他们就被将散的市集给吸引住了。因为要完成两个月的暑期实践，杨庆堃就索性在这个市集上“混了6个礼拜”。在剩下的两个星期里，他又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一名学生到全县去调查了10个重要的市集。暑期实践结束之后，杨庆堃开始整理这些材料，拖拖拉拉一年仍未完毕，眼看着1932年的暑假又到了，便希望在返回广州老家之时能把整理工作完成。但是没想到，这些材料竟然在火车上连着皮箱被小偷给偷走了！好在同年秋季学期，派克（Robert E.Park）到燕大来讲学，杨庆堃对于邹平市集的印象得到了他的鼓励，被认为是“极有兴趣和重要的材料，且详以区位学研究观点相示”，从此杨庆堃“就将这个研究继续下去”。1933年春季学期，因本科课程已完毕，杨庆堃又花了6个星期去邹平做调查，并就此写成了本科论文。后来他又花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继续做这个调查，直到1934年硕士毕业，才写成了这篇《邹平市集之研究》。 二、早期燕京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 很明显，杨庆堃写作这篇硕士论文受到了杨开道和派克的共同影响，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杨开道和派克“影响”了杨庆堃的调查方式和写作思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做一些史实的考证和学脉的梳理。 （一）谁邀请了派克？ 燕京大学和人文区位学的相遇是纯属偶然吗？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请派克来授课？ 2002年出版的《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的“编者说明”里是这样写的：“1932年和1935年的秋天，应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SE）的布朗教授（A.R.Radcliff-Brown）先后来到燕京大学授课。”这种说法已被社会学界广为接受。但是这段论述有一些必须澄清的史实性错误。 从“已写出”的学术史材料来看，1932年吴文藻尚未继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据《杨开道学术年表》可知：“（1933年）8月，（杨开道）继许仕廉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白中林，2015）由此可知，这时社会学系系主任应该是许仕廉。另据《吴文藻传略》：“为了让大家了解社区研究是什么，吴先生一连写了数篇文章进行介绍，其中主要有：《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此时，吴先生已担任了燕大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2012）吴文藻的这几篇文章分别写于1935年和1936年，而杨开道是在“（1935年）秋，迁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由此可以推断，吴文藻继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应该是在1935年（白中林，2015）。 而从“未写出”的学术史材料来看，以上几点也可以得到印证和反证。首先，在《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原封不动收录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里，并没有一处提到是吴文藻邀请了派克。其次，在弟子林耀华等撰写的《吴文藻传略》中，同样没有提到邀请派克一事，甚至对于“派克来华”一事只字未提，对比于对“邀请布朗”一事的大书特书，这一记述极为反常。再次，费孝通在《留英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说到我留学英国的事之前还得加一个插曲，就是我到清华研究生院去读两年书的原因。我在燕京读书时，可以说是个拥护‘社区研究’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时社会学系的当权者是社会服务派，所以毕业后想由社会学系推荐去外国留学，还不具备条件。支持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出了个主意，并且为我奔走，设法送我进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使我一则可以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打个底子，二则可以在研究生院毕业后得到公费去英国直接跟功能派的大师学习。”（费孝通，2007：253-254）费孝通是193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而当时的“当权者”显然不是吴文藻，因此可以反证当时吴文藻并没有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在费孝通晚年所写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中，也没有对吴文藻在“派克来华”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再作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