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工业化、现代性还是可持续、反现代性？ 有机、生态农业是以可持续循环（非化学）方式进行耕作，并在仿自然生态条件下，将农业生态环境以有限度人工干预方式朝有利于作物生长方向整合的安全、环保的农业种植方式1。但在有机、生态农业研究领域存在着重要且影响巨大的争论，即有机、生态农业的种植过程与生产方式，是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还是以自然循环为中心的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在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等学者看来，有机、生态农业亲环境、可持续的食物生产方式，与工业化、标准化食物生产过程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具有替代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的潜质和能力（Friedmann，1993：213-233；McMichael，2014：933-957；石嫣、程存旺、温铁军等，2010：125-128；周立、潘素梅，2015：5-10）。但在另一部分学者看来，有机、生态农业只是常规农业略微修改的一种模式（Best，2008：96-106），在劳动控制与环境目标上与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相近（Guthman，2004），食物生产和销售过程也采用了更多工业化实践（波伦，2017：143-194），并在价值链上与本地社会脱嵌（Guptill，2009：29-42）。同时，有机、生态农业的销售过程既需要按市场（竞争）的规则运作，也需要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保持克制，在经济、社会、环境目标间形成平衡（James，2006：427-438）。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如下追问：有机、生态农业本身究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还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驳②？ 有机、生态农业是工业化还是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是现代性还是反现代性的争论，事实上有其内在的理论脉络，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小农及其农场历史命运的不同观察。商品经济以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为核心，小农经济则以自给自足为核心，农民自身缺乏内部的组织性时（马克思，1995：677），小农经济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小农自身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马克思，2018：578-580，823-859）。韦伯（Max Weber）也同样注意到集约化的现代农业既有改善整个国家人口文化水平及生活水准的益处，但也产生了农民无产化的风险，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工（韦伯，2018：37-80、121-156）。与这一观察不同的是，考茨基（Karl Kautsky）认为农业存在着不可控的自然风险，私有财产制和工资劳动制阻碍了农业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小农及其农场不计单位劳动报酬率的自我剥销，不仅降低了食物价格，也为市场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小农及其农场长期存在是多方互动的产物（考茨基，1930）。人们提高劳动强度，以单位劳动报酬率降低的条件提高全年劳动生产率，在低福利水平上维持劳动与消费均衡，恰亚诺夫（A.Chayanov）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观察也确认了小农及其农场的韧性与长期存在（恰亚诺夫，1996；Geertz，1963）。因此，有机、生态农业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意味着农民成为农业工人，仿自然生态种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制并驯服；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则意味着小农及其农场的长期存在，仿自然生态种植作为食物生产的核心，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的扩张和发展。有机、生态农业领域的争论，实际上延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小农及其农场历史命运的不同观察和论争。 事实上，有机、生态农业是工业化还是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还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驳，只需看有机、生态农场的农法（技术）选择及其种植过程即可知晓。如自然农法强调用草覆盖并用其辅助种植，不实行堆肥，不用外来有机肥，因为“土壤就是肥料块”；有机农法则可以大量使用商品有机肥及生物农药。就此而言，施行自然农法的农场，即便希望实现工业化的有机食物生产，在农法选择上已然被屏蔽了工业化的可能性。从农法选择和种植体系搭建的角度看，有机、生态农业工业化还是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现代性还是反现代性的争论，实际上忽略了这一领域的复杂性，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也遮蔽了有机、生态农业领域更为真实、多元的面相。 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与市场有着内在的关联（现代市场驱动了工业化食物生产），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与仿自然生态种植过程直接相关（仿自然生态种植是可持续食物生产的基础）。因此，翻转有机、生态农业领域工业化与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争论，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市场是如何影响有机、生态农业种植过程本身，进而从种植方式影响整个食物生产方式的？仿自然生态的种植过程又如何应对以及平衡市场的影响？一般认为可持续、反现代性的有机、生态农业体系具有替代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的潜力和能力，不过即便是在以难度较高的树枝堆肥为种植核心的生态农场，依然逃脱不了市场的深刻影响；而在偏工业化食物生产的有机农业体系中（包括“工业有机”），也在尽力设计并利用可持续循环的食物生产方式。事实上，无论是有机、生态农业研究领域中的争论，还是小农农场历史命运的不同观察，都是一种二元分立思维在其中的显现和应用。其中任何一方都将彼此看作互不关联、相互分立的另一方，没有看到分立的双方有着相互转换、结合、混融的性质和可能；将差异看作分立的前提，没有看到相互的差异恰是彼此间信息、需求相互交流、转换的基础。因此，仿自然生态种植与市场需求在种植过程（如作物品类、品种、堆肥、土地利用等）中形成的张力及其交融，是本文着力处理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可反观并重思工业化与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的争论，也能观察、分析中国有机、生态农业领域更为复杂、真实的行动过程及其选择。 本文认为存在于消费结构和农场生存中的两种机制性过程，影响甚至决定了有机、生态农场食物生产方式的选择偏向和实施空间。在这两种机制性影响的条件下，仿自然生态种植与市场需求间形成了一种双重塑造：市场塑造了农场的种植体系及其过程，农场也以仿自然生态种植为中心回应并塑造市场的需求。二者交融的实现，是由结构性条件与仿自然生态种植理念、农夫个人的意义体系相互结合促成的。不过，结构性条件下由观念世界所指引的行动方向，是塑造市场需求与仿自然生态种植交融过程的动力和基础。同时，基于对差异和异质性的不同理解形成的对市场与仿自然生态种植交融过程的人类学阐释，是超越有机、生态农业领域中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一条途径。将科学性的机制解释与差异的人文阐释结合起来，能够形成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