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对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包括治理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加强基层党建引领、完善居民自治、发展基层协商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以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全国各地在社区治理方面积极探索，从主导力量的角度可以归纳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自治和专家参与四种模式，其各有特点及优劣势（谈小燕，2016；葛天任、李强，2016）。 本文基于社会学干预理论和费孝通“双轨政治”模型，对学者主导的新清河实验进行阶段性总结，提出“社会学干预的中介效应”概念并认为这体现了社会学的行动力。社会实验就像是往既有社会“肌体”内植入一种新成分，必然会产生相关反应和生化作用。除了总结实验的目标、路径、成效与局限，本文也观察外界干预下的社区治理实验与既有体制、机制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把对学者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引入基层治理研究之中。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术干预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类似实验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的一般意义。本文的问题意识和经验材料都来自学者自身的实际参与，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把个人经验问题化”（项飚、吴琦，2020）。 一、知行结合：社会学者介入基层治理的实践转向 中国学者参与基层变革的现代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至30年代。面对着内忧外患、积弊丛生的华夏大地，当时一些学者以鲜明的本土意识和强烈的社会关怀积极投身实践，在知行结合中探索社会改良之路，形成了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知识与实践遗产。 当代学者直接介入基层治理实践既有历史传承的影响，更是出于时代呼唤和学科反思。有研究将当代知识分子影响国家治理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种：中立观察式、批评建议式和主动实践式（唐亚林、钱坤，2020）。近年来一些社会学者积极介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受到学界和社会关注，如北京新清河实验和大栅栏社区营造实验、山西蒲韩农民协会组织、四川村庄灾后重建、南京鼓楼社区协商试验、江苏太仓社区建设等（李强等，2016；罗家德等，2014；闵学勤，2020）。实际上，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的学者多年来一直都在实际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 有两种重要的学科因素促使少数社会学者从传统中立研究者向积极行动者的角色转变。一是社会学自身的反思发展，二是社会学的中国本土化努力。以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Alain Touraine）为代表的“行动社会学”和以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为代表的“公共社会学”都强调学者直接参与行动的重要性。图海纳（2012）将社会学视作为关于社会行动的知识，并在对各种“结构主义”的批评中彰显行动者的主体性。他对于回归行动者主体性的倡导，颠覆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改变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秘舒，2016）。在图海纳看来，通过社会学家的积极干预可以使社会行动者之间原本被秩序和支配掩饰起来的关系浮出水面。因此“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沈原，2006：5），而社会学干预也需要相应的原则、具体方法和技术手段。布洛维（2007a：7）更鲜明地指出社会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与政治的力量”。他根据知识类型和听众类型把社会学划分为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四种类型，指出四者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和转换的（布洛维，2007b）。区别于旨在引发公共讨论的传统公共社会学，布洛维提出一种不仅与公众对话还与公众合作的“有机的”公共社会学，意指社会学家不仅要通过著述，而且要亲身实践、参与和卷入社区和社会公共事务，包括与各种NGO组织、劳工团体合作，以社会运动的形式推动社会变迁（闻翔，2008）。在国内，沈原呼吁通过“社会学干预”方法实现传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从“结构社会学”到“行动社会学”的转变。他指出“（社会的生产）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社会认知寓于社会改造之中……要想真正地把握我们这个社会中行动者的生活世界，社会学应当另辟蹊径。或许社会学干预就是获得真实有效的社会认知的途径之一”（沈原，2006：7）。另一方面，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并引发了深入讨论。李强（2018）指出，社会学的本土化除了议题的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范式的本土化这三个方面之外（谢宇，2018），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实践、社会实验和社会干预，特别是社会学者在基层从事的社区治理实验。上述学者强调知识生产与投身实践都是知识分子的重要面向，彼此关联密不可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学者应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参与其中，而非仅仅充当看似“价值中立”的观察研究者。换言之，“躬行”恰恰是获得“真知”的重要途径。 对于学者参与基层治理进行社会学干预，需要思考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学者干预基层治理本身的特殊性何在，其作用机制及其前提条件为何；二是学者干预对基层治理又具有什么样的一般性意义。然而，目前社会学学者参与基层治理实践本身还很少，相关研究则更为鲜见，个别研究也没有明确地把学者作为行动者的特殊性及其与其他行动者（特别是权力）的互动关系加以呈现。本文认为，借助费孝通“双轨政治”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学者干预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以及分析传统乡土社会的“双轨政治”模型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意义。 二、新清河实验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学的行动力 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开道和许世廉等学者在清河地区开创了把学术研究和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清河社会试验”，试验的内容包括重构农村经济、提供社会服务、开展乡村教育和社会调查研究等，试验持续多年，直到日军占领北平才被迫中断（张德明，2013；侯俊丹，2018等）。老清河试验的宗旨在于为社会培育人才、产生本土社会学的同时改造社会服务社会，“学术机关必须与社会发生密切联系，方能造育领袖人才，领导社会思想与行动……国内科学材料多系舶来品……中国社会学者必得认识本国社会，方能产生本国社会学……改造社会不能闭门造车，必须经过试验，方有适宜之技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3-4）。正如侯俊丹（2018：211）所指出，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是一场旨在将“政治和民主精神真正建构和守藏在地方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组织运动”，在其区域经济重建设计中“能够真正打开农村社会，将其与外部世界……勾连起来的中间环节是‘专家’领袖，以及得‘专家’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地方小知识分子”。 2014年，在北京市海淀区领导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带领课题组团队与清河街道合作，重启了聚焦社区治理创新的新清河实验。作为新清河实验的发起者和主持者，李强教授在多篇文章中专门阐述了实验的背景、目的、意义和路径（李强，2015；李强、王拓涵，2017；李强、卢尧选，2020）。立足于社区研究的长期积累，新清河实验具有若干鲜明的价值取向。 一是传承并发扬老清河试验以学术服务并改造社会的传统，致力于以知行结合的方式来探索社会学的本土化。实验课题组成员在不同程度上都从研究-发表的传统研究角色转而成为实际行动者，以切身参与基层治理来促进学术研究。在此意义上讲，新清河实验可以视为老清河试验在七十多年之后的一次“精神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