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史，不难发现，人权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从历史的视角认识和理解，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不是简单的局外人，而是不断参与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为影响和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断以自身的人权实践丰富发展着人类文明多样性。研究历史视域中的人权以及中国的道路与贡献，对正确理解人权的产生与发展，正确把握中国与世界人权发展的关系，正确认识当代及未来中国人权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人权发展的历史逻辑 尊重和保障人权，反映了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反对专制压迫、争取自由平等、爱好和平幸福的正义追求，折射出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认识的日益深化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人权自从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一场社会实践登上历史舞台起，便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并富有了新的意蕴，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 回溯历史上人权的发展，迄今大致经历了初始期、上升期、拓展期、调整期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可称为人权初始期。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及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以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和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各民族权利宣言》等为主要内容。此时人权理论和实践基本沿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条线发展，奠定了近现代人权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欧美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将人的自然权利与人的公共权利相统一，倡导“天赋人权”，以捍卫自由民主平等为口号。第二，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等个人人权为主要的人权，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护，以及言论、宗教信仰和集会的自由等。第三，关于人的经济、社会等权利，包括工作权、教育权等，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继欧美资产阶级之后，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苏联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在主张政治权利及自由的同时，更加突出强调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民族平等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人权的内涵。 人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不久即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对人权并不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而是从一开始便与实现真正的人权相联系。正是基于对人权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露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虚伪性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历史进步作用，要求无产阶级接过这些口号来进行革命。 尽管这一时期的人权实践主要集中在欧美和有的亚洲国家，也没有形成地区或跨国的人权国际文书，但是人权思想的传播已经开始了。当然，这一时期人权实践的局限性以及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在讨论美国革命与自由人权时指出，“美国革命给后来数代美国人留下了一份用之不尽却又矛盾重重的遗产……在自由的襁褓中诞生的美国同时也藏匿着一个快速增长的奴隶群体，这种情形至少说明，开国领袖们那种将自由宣示为普遍的天赋人权的豪言壮语是极不真实的。” 第二个时期，可称为人权上升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和联合国的成立为标志，以《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日内瓦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德黑兰宣言》以及《美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宪章》等国际或区域人权文书为主要内容。此时，以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为目的，人权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上升并成为重要国际议题，建立起了国际人权保障话语、原则、制度、体系。 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迫使人类对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受的最大教训之一，便是通过建立制度机制保障人类尊严，防止战争并减少歧视人基本权利的行为发生。尽管当时个别大国左右着联合国及其人权事务，并且世界长期处于冷战状态，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二战后已成为世界潮流。一是成立联合国并在联合国设立人权委员会，人权正式进入全球性事务之中。基于对和平、发展、人权的基本认知，战后出现了最大的国际多边组织——联合国。战后最具国际普遍意义的《联合国宪章》，充分体现了尊重人权原则。二是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确定了全球人权的基本原则。1946年设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审议人权问题的主要机构之一。在该委员会的努力下，1948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巴黎大会上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是迄今世界人权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奠定了现代国际人权理论和话语基础。迄今，这部重要人权文献已被翻译成近500种语言。三是世界人权发展更加注重普遍性，集体人权得到了重视。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基础上，1968年4月，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对实施集体人权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特别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殖民主义以及侵略或任何武装冲突等造成的“大规模否定人权”。四是多元文化因素不断得到重视，并成为制定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的基本遵循。《世界人权宣言》被公认为“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独特成果”，具有共同性。正因如此，联合国大会才以无反对票这样令人鼓舞的结果通过了宣言。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的创建工作。时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的中国政府代表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起到了“关键参与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