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读过穆涛的一些散文，也读过他对散文的论述，常感到眼前一亮。这次，有缘得以读其全部作品，受到很大震动。这种震动既有关于他这个“人”的，也有关于他散文的，还有关于他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如将所有这些概括起来，那就是：穆涛不是一般的散文家，也非一般人，而是一个得道者。他胸有谋略，运筹帷幄；他心有韬略，内敛沉静；他大道藏身，举重若轻；他看透世界人生，逍遥自适。这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散文写作者和浑浑噩噩过人生的人大为不同。本文主要站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新文学史、新文化的角度上谈谈穆涛散文的价值意义，从中可见其境界、品位、风格、气度。 一、历史文化自信与整体时间观念 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五四以来开辟的新文化传统，或曰向西方学习后得来的“现代性”传统。①长期以来，对于这两个传统，不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处于与之断裂甚至尴尬状态：既然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是在批判乃至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求新求变、去老破旧也就势在必行。因此，不管怎么说，五四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的同时，也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断裂了，这在五四时期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那代人身上表现得尚不明显，越到后来这一断裂愈加突出。 五四那代人仿佛在清醒中又中了魔，他们不遗余力地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鲁迅将中国古代文化比成“吃人的宴席”，陈独秀觉得中国古代的偶像崇拜都应打倒和根除，钱玄同偏激地说中国应废除汉字和换血换种，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有学衡派等的坚决反对和据理力争，但基本是一边倒，即用西方的现代性之刀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乐黛云曾回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没读过《诗经》，被汤用彤的“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一句考住的窘态。尽管她找的理由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课；但汤先生却认为，连《诗经》都没读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于是，乐黛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并表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② 更年轻的国人、学人、作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更是忽略，在西方文化的天然优越和先进的预设中，“唯西方是从”和“西方崇拜”的现象非常突出。即使所谓的“寻根文学”也往往不一定寻到真正的“根”，有的还将糟粕当精华。像余秋雨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知识漏洞百出，因此受到多方批评；二是用西方价值观审视和剪裁中国历史。可以说，在五四以来的“小传统”面前，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不少作家、学者都陷入一种盲目随从状态。他们在文化的意义上缺少谋篇布局，更无理性自觉。在此，穆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不自信的一百年’。20世纪，军阀们做的恶劣事情以及恶劣结果，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文化上酿的一杯杯苦酒还有待于我们自斟自酌。”(《解放思想》)③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启蒙逻辑：国家战败是因为军事不如人，军事战败是因为缺乏实业，实业不兴是政治所致，政治腐败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的根源在文化的劣根性。于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罪魁祸首，被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挖根掘坟。 穆涛首先充分肯定五四革命的价值，他在《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一文中说：“‘五四’以其现代精神革掉了封建旧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围墙，前后左右贯通了思路，进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个龙，而且是飞舞起来的巨龙。”不过，他也指出其局限性，“但从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个‘大成就’正是把散文从正统席位上推了下去”。不过，与许多人不同，穆涛全力探入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对班固《汉书》有专深研讨，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他在《代价与成本》一文中表示：“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诚恳坚定，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耐心，他像一个痴迷的探险者和寻宝者乐此不疲。 首先，在他笔下，中国历史知识如花树一般枝繁叶茂，充满生机活力。在《算缗和告缗》一文中，穆涛讲到汉代的两个经济措施：“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类似的知识点在穆涛散文中俯拾皆是，如春日之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其次，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认识非常透辟，处处是真知灼见，这在《敬与耻》《正信》《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致中和》《敬礼》《清雅》等文中都有较好体现。他这样谈“敬”：“敬有两方面的指向，敬人与敬己。敬己是敬德，是自尊，自重，自爱，是克敬守敬。敬礼不是举举手，摆个姿势，装装样子，而是循规守矩的总称。敬人，敬业，敬行当，敬天地万物。”“敬是一个人的态度，要有态有度，态是行为状态，度是分寸感。无论对人还是对己，不及和过分都是失敬。”(《敬与耻》)他如此论“信”：“正信，是迷信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迷信是忘我地去相信。正信要清醒，要走出迷宫，要找到通往理的大方向。”“‘信得过’这个词指的就是上一个台阶，仅仅觉悟了还不够，还要有所超越，要跨过去。”“信见，是正信之后所见。以信见指导所为，才会积好一点的功德。”(《正信》)他偏爱清正之气，认为“养出大气需要磨砺”。“写文章写出正气是更难得的。一篇文章里，如果洋溢出了清正之气，就入了文学的境界。”(《气》)他还这样解“爱”：“爱的实质，是对自己的制约。”“博爱不是贪，是对自己多加约束，要更多地担当责任和义务。要特别留心爱自由这句话，自由不是放纵，自由的上限不是由自己，公众的利害要放在首位。”(《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所有这些对于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无疑具有纠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