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爱玲的意义 在关于张爱玲的意义以及文学史地位的估价与总结过程中，有相当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者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异数”①，或者是一个“例外”。②所谓的“异数”和“例外”，既表现在张爱玲文学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和无法替代性本身，也体现在张爱玲的经典化和流行化的历史过程中。 张爱玲首先以其创作本身特有的文学性价值，奠定了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以她的独异的文学史形象，因应着时代的风云，进而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凸显出某种文化症候性。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张爱玲的经典化更与中国都市化的兴起，商业化的勃兴，以及“告别革命”、告别历史大叙述的文化气候和历史氛围密切相关，一举成为文学史家所命名的小资文化的“祖师奶奶”，③最终被历史的合力塑造成一个“张爱玲神话”。 而衡量张爱玲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直面张爱玲的这种独异性。张爱玲既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一席重要甚至特殊地位的文学家，也在20世纪临近尾声之际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同时成为流行文化的象征性符码。因此，需要把张爱玲的文学史经典地位的确立及其在流行文化中的符号意义的形塑过程同时纳入考察视野，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坐标中才能更准确地为张爱玲寻找到历史定位。 关于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地位，可以证诸两种权威的文学史评价。一是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在这部文学史中，张爱玲获得了学院派文学史家给予的定评：“张爱玲40年代的小说成就，有她本人的天才成分和独特的生活积累条件，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她的小说，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因而也绝不是孤立的现象。”④这个定评一方面强调的是张爱玲本身的天赋与阅历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则在新文学史的框架中凸显张爱玲的创作与新市民文化的密切关系，同时整合了通俗与先锋、本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衡量尺度，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定论。二是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立足于通俗文学历史脉络做出的评定：“张爱玲的小说的特色是她善于将古、今、中、外、雅、俗有机地成功地融会贯通在她的作品中，形成她的小说的独一无二的韵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她可以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的‘第一集团’，成为最冒尖者之一，毕竟有她的道理在，这是谁也无法否定得了的。”⑤这一判断同样强调了张爱玲“融会贯通”的创作特色，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正是张爱玲的这种调和性和兼容性，使她在文学史中脱颖而出。而张爱玲创作中体现出的具有原型性特征的女性心灵状态、风格卓异的荒凉美学，以及张爱玲对她所隶属的那个时代的嵌入、呼应以及呈现，尤其构成了张爱玲经典化地位的基础。 有研究者指出：张爱玲“身上深深地濡染着中国士大夫的乐感文化的历史遗留，同时又生存于贵族文化的没落时期而携上了浓重的末世情调，这种末世情调，又与战争年代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以及对人类文明行将毁灭的强烈预感交织在一起”。⑥这使张爱玲在沦陷时代所塑造的“私语体”的文本语境之上笼罩着一种荒凉感，进而呈现为一种“苍凉”的美感格调。“私语体”的范畴来自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中的名篇《私语》⑦，而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创作中的整体话语情境，也正可以用“私语体”来进行命名。张爱玲以其“凄凄切切”的私语，营造了战争年代一个孤绝女性的个人话语空间和美感空间。 散文集《流言》在文本层面首先抓住读者的，是一种张爱玲特有的女性的感性氛围，以及一种近乎神经质的艺术禀赋和气质。这使得张爱玲在散文中书写的凡俗而日常的都市生活本身也呈现出一种审美化的灵氛，其中渗透着生于乱世的女性作家的深沉的孤独感。譬如《流言》中关于音乐和绘画的两篇散文：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谈音乐》) 风景画里我最喜欢那张《破屋》，是中午的太阳下的一座白房子，有一只独眼样的黑洞洞的窗；从屋顶上往下裂开一条大缝，房子像在那里笑，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经看不大见了，四下里生着高高下下的草，在日光中极淡极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长安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是这里并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谈画》) 这些文字都在一种超凡的艺术感受的背后，渗透着一个女性独特的人生感悟和心理体验，呈现了张爱玲孤独的内心世界，审美对象与观照主体在这里互为诠释，凡哑林上的“绝调”，“破屋”的荒凉与空虚，是张爱玲内心的孤独与荒凉的主观投射。这种具有艺术气质的荒凉感，最能打动和感染张爱玲的忠实读者。 “荒凉”可以看作张爱玲对时代特征的总体领悟，也是对艰难岁月的深刻感受。正如张爱玲在其小说集《传奇》再版序中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横空出世，正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美感情调表达了乱世中一个孤独女性的生命处境和荒凉的心理境遇，从而既应和了乱世情境，也为她所身处的时代找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概括和表达。因此，张爱玲的美学体验具有了某种现代主义式的深刻性，也由于这种深刻性，使她与一般的通俗文学家拉开了距离。正如李今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说张爱玲是伟大的，却可以说张爱玲是深刻的。即使不说张爱玲是最重要的小说家，却可以说她是最具有西方现代精神特征的小说家。”⑧有学者也指出：“在本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氛围。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而当人们看到不可能时，她却看到可能。”“张爱玲这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使得她的作品挺进到很深的深度。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叩问这一维度。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在这一维度上写出精彩的人生悲剧。”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