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第二期《十月》杂志发表了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这两部小说是“伤痕—反思文学”中最重要最有艺术分量的作品，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表现知识分子身、心苦难历程的代表作。 张贤亮(1936年-2014年)，生于南京，十九岁从北京移居宁夏。1957年因为发表了诗歌《大风歌》被划分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前后二十二年。20世纪70年代末，他重新创作，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很受圈内好评。《灵与肉》因为贯穿的“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的感谢苦难的姿态，被谢晋改编成电影《牧马人》，一度很受注目(2020年中央电视台还在播放题为《灵与肉》的电视连续剧，剧情与小说原作已有很大出入)。但张贤亮真正的代表作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孔子曰“食、色，性也”，张贤亮小说也有分工：《绿化树》写吃、写饥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性，写性饥饿。 《绿化树》一开篇，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右派，一米七八高，体重八十八斤，瘦皮猴。坐了大车跨过一座桥，从一个农场转到旁边另一个农场继续劳动改造。虽然都是西北高原，都是田野荒凉，村落残旧，但对主人公章永璘来说，这是他重获自由的一天。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 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① 这段文字，直到“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看上去是一幅有层次、有色彩的油画，张贤亮的文笔有点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但是，突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黑色幽默瞬间解构了十九世纪的油画。这段文字可以概括张贤亮小说的基本格局——看似庄严抒情，研读《资本论》，讴歌苦难历程(小说前言直接引用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序文)，又在细节、文笔中调侃解构这种苦难的赞歌。如果套用张爱玲的句型，那就是“生活像一片广阔的田野，身上爬着了虱子”。 一、饥饿与智能、计谋、知识及生存策略的关系 《绿化树》写“吃”分三个阶段，先写饥饿与智能、计谋、知识、生存策略的关系；然后写“吃”或者饥饿与人格尊严的关系；再往后就是“吃”与爱情的关系。 《绿化树》男主角章永璘回想自己在劳改农场，一见到炊事员，便会谦卑地、讨好地笑着，炊事员如果骂他“你这狗日的”，他觉得“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自1959年春天伙房不做干饭，只熬稀粥以后(纪录时代)，劳改农场兴起用大盆打饭的风气。因为炊事员舀汤速度快，用小口饭具汤汁就会滴回到桶里，无疑是个损失。用敞口饭具，脸盆太大，磕磕碰碰的不好往窗口里送，稀饭沾得满脸盆都是，得不偿失。所以必须是比脸盆小而又比饭碗大的儿童洗脸用具。那时很多犯人想尽方法，叫家里人带儿童脸盆进来，而章永璘有创意思维，他用一个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特别说明：“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沥沥拉拉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章永璘为此专门做了测验，每次比用儿童脸盆的人多100cc(立方厘米)。 为了抵抗饥饿，男主角要用尽计谋、知识、策略。到了农场，他可以自食其力了，可是赶集时他又忍不住用欺诈的方法和老乡做买卖。“我”得意扬扬计谋得逞时，回家路上掉进冰河，骗来的黄萝卜丢了一半。小说写劳改农场炊事员最后一次多给了他两个黑馍馍，他不舍得吃，像宝贝一样地藏着，晚上和《资本论》一起放在枕头边。只要有这馍馍在，他就觉得不饿，心里踏实。可是第二天，这两个馍馍被老鼠偷走了。这时他感到了饥饿的恐惧。“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撞；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 在和饥饿斗争的过程中，主人公反省“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进入了饥饿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吃”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作为劳改犯，一方面，“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所以被炊事员骂也很开心。劳改生活当中，只和外号“营业部主任”的另一“右派”较劲，就像阿Q，闲人打不过，就跟王胡、小D争斗。但饥饿不仅压迫胃，也压迫神经。晚上睡觉时，“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