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1)04-0120-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1.04.012 抗战时期，同在重庆的田仲济曾请郭沫若写字、作序。在1941年11月庆祝郭沫若诞辰50周年暨创作生涯25周年之际，田仲济写文章高度评价郭沫若为“诗人，战士”①；郭沫若去世十余年后，田仲济撰写文章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并用“诗人气质”评价郭沫若②；1992年11月中旬，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学术会议上，田仲济发出了要“了解郭老”“理解郭老”的呼声③。2002年1月14日田仲济去世后，其硕士研究生李春林在奔丧返回沈阳后次日撰写的悼念文章中这样回忆了三年的学习时光：“课上课下不时能听到恩师对郭沫若的微词。”④李春林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建议将田仲济所写的纪念郭沫若50寿辰及100周年诞辰的文章与李春林文章同时刊载，以便读者明白事实真相。对此，《鲁迅研究月刊》未予理睬。《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3期同时发表这3篇文章后，“反响强烈，纷纷来电、来信、来文，赞赏本刊以事实说话的争鸣态度。现从来信和来稿中选一篇发表，再次以正视听”。⑤选中发表的文章认为，李春林的文章是“假悼念恩师之名，行诽谤郭老之实”⑥。而根据相关史料我们得知，李春林笔下的田仲济对郭沫若的评价与田仲济晚年对郭沫若的评价不同。两种对郭沫若的不同评价，实际上都是田仲济心目中的郭沫若，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郭沫若罢了。田仲济不同时期对郭沫若的评价，是他对郭沫若认同变化的真实反映，本文拟对这一评价变化进行探讨。 一、田仲济的自述及相关史实 在《诗人气质的郭沫若》中，田仲济在开篇及第一部分用2000余字的篇幅叙述了自己对郭沫若的感情变化过程，内容大致为：读小学时“钦佩”郭沫若，读中学时“至少对郭沫若更为景仰了”；“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来了，在上海，他见了蒋介石，并写了拜见蒋介石的文章，那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我读了很不舒服”，甚至“感到有说不出的‘耻辱’感”；“直到1990年，我才认识到，大半是由我对郭老的理解不深，特别是理解不全面，其次是对一些情况不知道，因而引起一些误解”。令田仲济对郭沫若感情再次发生很大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他看到《上海滩》上登载的一篇名为《一段神秘的往事——他精心策划了郭沫若归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为：看见“通篇洋溢着郭沫若誓死报效祖国的神圣感情”的“誓书”后，“蒋介石将这份誓书交给了顾高地，于是秘密策划郭沫若归来的步骤加快了”；“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在顾高地的“精心策划安排”下，郭沫若顺利归国。⑦看了这篇文章后，田仲济认为郭沫若在《蒋委员长会见记》中歌颂蒋介石“当然就不能说错了”，“既然是蒋介石同意他归来并找专人为他策划归来的途径，那他回到上海后，去见蒋介石，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是诗人，他不是写了‘誓书’么？‘誓书’就是发誓一切献给祖国。国共第二次合作了，联合抗日了，过去的事，一切的事都不再计较了。这么理解。歌颂的当然就不能说错了。这么说来，不对的不是他了，他倒是‘时之圣也’，说他不对的倒是跟不上时代”。需要说明的是，《一段神秘的往事——他精心策划了郭沫若归来》只是《顾高地和他的女儿顾圣婴》中的一部分，该文原载《上海滩》1991年第9期，该刊为月刊。田仲济看见该文后写作的第一篇文章《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发表在当时为季刊的《语文学刊》1992年第1期上，出版时间为3月，由此可以断定田仲济看见该文的时间大约是1991年冬季。 在这篇文章中，田仲济如此写道：“直到1990年，我才认识到，大半是由我对郭老的理解不深，特别是理解不全面，其次是对一些情况不知道，因而引起一些误解。”尽管笔者无法知道田仲济1990年对郭沫若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但根据以下两件事情可以知道他的回忆属实。 田仲济去世后，与李春林同时入学的硕士研究生税海模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写道：“先生的价值观是学者的价值观，他最看重能否有精神文化成果流传后世。他多次对我们说，鲁迅全集肯定是传世之作；郭沫若除《女神》之外，有多少作品传世，有待历史检验。他多次叮嘱我写一两本有价值的书。……1990年暑假，为了写作专著《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我去京、沪等地调查访问。当我去济南，老先生高兴极了，谆谆教导之余，还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菜，叫学生愧不敢当。我知道，这是先生用爱来鞭策我，在学术上克尽愚钝，奋蹄驰驱。1992年拙著写成，田先生写序鼓励。先生患严重白内障，视力极差，捧读先生文稿，我感动得两眼湿润，双手颤抖……”⑧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田仲济对郭沫若的评价确实不高。税海模“1990年暑假，为了写作专著《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去济南时，“老先生高兴极了，谆谆教导之余，还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菜，叫学生愧不敢当”，其中主要原因应该是师生情。尽管如此，从田仲济为《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写的序言中可以断定，他此时对郭沫若的态度确实已经发生变化。他这样说：“当时曾谈起这写作任务的事，我曾有个意见要告诉他，又想到他会自己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终于未说。我的意见是写纪念郭老的专著，不能只从文学上着眼，文学不能代表郭老的整个成就。”田仲济认为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还是一位历史学家，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是一位权威的中国历史学者”，“也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对甲骨文有多年的研究”，“建国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他的工作，他的著作，是时时刻刻会遇上中国传统文化的”。⑨ 山东省文史馆编写的《山左鸿爪》收录了田仲济的六篇“文史短文”，其中关于郭沫若的有两篇：《郭老爱他的〈屈原〉》《郭沫若赞闻一多释“鸿”》⑩。据《田仲济文集》记载，第一篇的写作时间、地点是“1991年7月31日3时于青岛”(11)；据《田仲济年谱(1970-2002)(下)》记载，第二篇的写作时间应该时隔不久，年谱中这样写道：“(1991年)7月8日撰文《冯玉祥企图诗歌数量夺魁》。该文及本年夏天撰写的文史短文，后均被收入山东省文史馆编‘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12)。郭沫若1978年6月12日去世后，田仲济不但没有写作任何文字，还一度在不同场合对郭沫若“颇有微词”，1991年暑假却连写两篇关于郭沫若的“文史短文”，其中一篇还称郭沫若为“郭老”，这应该与他此时对郭沫若的感情认同发生了变化有关。正是因为田仲济1990年对郭沫若的感情认同发生变化，当他看见《上海滩》1991年第9期登载《顾高地和他的女儿顾圣婴》文章后，才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认为“可以写文章了”，于是写作了六千多字的《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并将已经写完的两篇“文史短文”的主要内容加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