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小说是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文学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它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学运动或文学流派，“却汇集了当代大多数中青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占70％，70年代的超过20％，较少40年代的，80年代的极少)知名作家，作品数量可观”，①如贾平凹、刘震云、铁凝、尤凤伟、孙惠芬、王安忆、迟子建、范小青、张抗抗、严歌苓、李锐、刘庆邦、毕飞宇、苏童、阎连科、李佩甫、徐坤、陈应松、荆永鸣、李洱、许春樵、鬼子、王祥夫、罗伟章、白连春、李树、李肇正、邓一光、何顿、周大新、艾伟、蒋韵、刘玉栋、孙春平、叶梅、夏天敏、何玉茹、项小米、聂鑫森等作家都创作了“乡下人进城”小说，其中孙惠芬、尤凤伟、陈应松、刘庆邦、范小青、荆永鸣、王祥夫、何玉茹等人还有系列作品。据统计，知名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山花》《上海文学》《十月》《收获》《钟山》《当代》《芙蓉》等刊登了总计数百篇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又有意识地对之进行选载传播，使这一类型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兴盛是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产生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原先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逐渐解体，由二元对立走向城乡一体化。传统的作为乡下人的农民纷纷逃离自己固守的土地，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谋生，并成为一种生活常态，由此造成乡村的空心化和城市的急剧膨胀，催生了进城“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群体。这一大规模的社会现象成为新时期作家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来源，使“乡下人进城”小说创作一时形成“井喷”之势，蔚为大观，引人瞩目。但显然“乡下人进城”小说最早并非是在新时期产生的，这一叙事模式的滥觞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事实上，中国古代就有“乡下人进城”文学这一模式的萌芽，如北宋诗人张俞有一首流传甚广的五言绝句《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诗歌表现了乡村的贫困与城市的富裕，以及对城市富裕生活的震惊向往、对乡村贫穷生活的无奈。明陈铎的散曲集《滑稽余韵》中则生动描写了当时社会各行各业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的城市生活，如篾匠、木匠、机匠、银匠、铁匠、镟匠、箍桶匠、磨镜匠、雕銮匠、捏塑匠等等，他们大都是进城的乡下人。而《风月梦》《海上花列传》等小说则描写了供人玩弄的风尘妓女的城市生活，她们基本出生于乡下，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被迫进入娼门，献艺卖身，艰难谋生。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呈现的是相对落后封闭的农耕文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缺少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驱动力。因此，中国古代的“乡下人进城”只是一种个别的、零星的、分散的、自发的行为，无法形成如当代中国那种大规模的自觉社会实践行为。因此，古代的“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只表现为一种萌芽的性质，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乡下人进城”文学。②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亦得到迅猛发展，城市地位更显重要，由乡村而走向城市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乡下人进城”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母题之一。潘训、王统照、老舍、丁玲、吴组缃等都塑造了进城的“乡下人”形象。如《乡心》中的阿贵、《山雨》中的奚大有、《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阿毛姑娘》中的阿毛、《栀子花》中的祥发等。鲁迅的《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前后，从辛亥革命前后绍兴城的经济发展来看，该时期就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商品经济形态。早在明清时代，中国部分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甲午中日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后，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造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但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走向商品化，农村消费品中表现为商品部分的比例增大，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逐渐萎缩。在城镇中，百货商业、丝绸商业、西药商业、棉布商业、茶商业、五金商业，以及部分第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较为先进发达的城市经济形态和城市文明，这种情况在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的江浙沿海一带表现更为明显。阿Q的生活年代在辛亥革命前后，因此，已经具备了“乡下人进城”行为的客观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③ 但究竟哪一篇是最早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学者认为是潘训1922年发表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上的小说《乡心》，该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阿贵，巧合的是，和阿Q的发音很类似。阿贵出生在贫穷的农村，因债务缠身而进城谋生，但进城后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依然艰难多舛，甚至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肯离开城市回到家乡。这篇小说因为具有比较详细的城乡两段生活经历特别是进城后生活的描述，而被研究者视为现代文学中最早的“乡下人进城”小说。④但事实上，稍早于《乡心》诞生、发表于1921年的《阿Q正传》才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乡下人进城”叙事的滥觞。⑤与《乡心》相比，《阿Q正传》似乎并不具备最典型的“乡下人进城”叙事特征，小说减少或省略了对阿Q“城市”生活的细致描写，这当然是源于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反思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主观创作意图造成对“乡下人进城”叙事特征的遮蔽，但如果深究小说的内涵，《阿Q正传》所蕴含“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多重意蕴要胜于《乡心》，《阿Q正传》实乃涵盖了“乡下人进城”叙事的诸多丰富内涵特征：如变异的“乡村—城市—乡村”的叙事模式、似隐实显的“苦难叙事”、“城乡意识形态”的揭示、“乡下人”的精神困境及其突围方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乡下人进城”小说的两种创作主体立场等，而这些特征也源源不断地再现于其后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