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4-0130-10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所在。①对于现代性的讨论自17世纪理性启蒙运动起一直延续至今。包括笛卡尔、卢梭、波德莱尔、西美尔、韦伯、吉登斯、鲍曼、葛兰西、阿多诺、福柯等先哲们的思想观点不仅成为解析西方现代文化性质、经验及其发展趋向的重要理论源泉，同时也成为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语境中认识并反思我国新型次生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启示与借鉴。广泛流行于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朋克养生”现象既是一例，它以“一边作死，一边自救”“一边放纵，一边自嘲”的矛盾风格和激烈的表意实践获得当代青年的广泛认同和情感共鸣。虽然这种文化形式看似谐谑不羁甚至荒诞另类，但却成为折射时代与社会变革语境中当代中国青年文化心理、透视其文化发展需求与趋势的重要研究样本，值得深刻讨论与反思。 一 “朋克养生”现象的起源 “朋克养生”一词起源于2017年的一次偶然事件，一位摄影师拍摄到了曾经炫酷硬朗的黑豹乐队鼓手如今却以大肚松垮、手端保温杯的形象示人，来自摇滚与现实的吊诡反差迅速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和热烈共鸣。于是，类似于“网吧包夜前做眼保健操”“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夜店后夜跑，蹦迪带护膝”式的“朋克养生”行为在95后、00后中广为流传并延续至今。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朋克养生”的相关研究极为稀少，目前的成果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构成：其一是从亚文化与网络传播视角对“朋克养生”现象的特征与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朋克养生”作为后现代经验与网络亚文化的结合体，是混杂且矛盾的立异文化表达，其抵抗性、依附性、娱乐性等特征均传达出后现代鲜明的文化本质。②而“朋克养生”的性质则是“通过矛盾表征实现娱乐、立异和权力等意义上的复制，以持续且温和的反叛造就了欲拒还迎的牵扯力，这是对主次结构矛盾的一种印证与解构，也是青年想象性解决矛盾的文化实践”③。其二是从健康传播的视角提出朋克养生所表现出的风格化、抵抗性、娱乐性和象征性的亚文化基本特征和影响，并为健康的有效传播提供参考。④其三则是从科普视角对“朋克养生”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行考察。⑤总体来看，对于“朋克养生”现象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系统性的研究相对匮乏。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各领域改革的持续深化，以及传媒环境的巨大变迁，当代青年文化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多元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它与传统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框架之间发生的“转向”和“偏离”，使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⑥，而“后现代”自身作为一种“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⑦也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哲学立场和解释框架。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回归至现代文化的元概念“现代性”，即作为现代的性质和经验层面来系统剖析“朋克养生”现象的文化传统与内在价值，同时注重考察其与我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本质认识。 二 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与晚期现代性的潘多拉魔盒 (一)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基本构成了17世纪至今现代文化与当代知识话语的核心。而传统视阈中现代性的思维范式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思想段落：首先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文化与理性主义传统。自笛卡尔伊始开启的“理性时代”变革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君权神授、土地贵族式的传统生活方式，树立了反愚昧、反迷信的理性大旗，开启了一条唯理性奠基而成的通往真知、自由与进步的理想之路。虽然“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人”这一早期的现代性夙愿在当时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它同时却也将传统、权威、感性及自然推置真理的边缘地带甚至对立面，书写了早期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式。其次，18世纪后，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愈发凸显，战争的无情与战后社会的动荡使得个体变成一个个在心灵上无家可归、支离破碎的存在物，自主理性的光辉越发薄弱，普遍性的精神危机也越发深重。以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遗产，即科学进步塑造的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始终抱持着敌对的态度，并认为这一文明形态限制了真正自我、善德以及个性的发展。卢梭对于工业与现代文明的反思无疑是深刻且具有前瞻性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独大，单向度价值体系膨胀，道德与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然而，将近代文明认定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将科技进步与堕落、虚假和邪恶等同起来，无形中也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再次，则从19世纪伊始至今，工业化、自动化、信息化催生了技术理性与功利主义的全面崛起，其与文化之间日趋深化的间隙与隔阂也促使先贤们对于工具理性及大众文化的批判炮火更加猛烈。虽然不乏本雅明式的文化主义倡导者对大众文化的充分肯定，但总体而言，无论是波德莱尔在美学和物质文明上对现代性激烈又割裂的矛盾态度，还是西美尔对金钱文明与文化普遍价值的对抗性解读，抑或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20世纪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反启蒙运动，以及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仍旧是二元对立范式的延续。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后工业乃至“后人类”时代(post-human age)，虽然个体认知与社会环境在主客观层面都更加趋向于多元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日趋深化，甚至成为一种集体认同(group identity)的当下，对于看似多元的新生事物的认知依然难以避免地在“天真乐观的技术乐观主义(Technological Optimism)与韦伯式的文化悲观主义”⑧(Cultural pessimism)之间来回摇摆。综上所述，三种主流的、不同特征的二元对立范式(见表1)，构成了现代性视阈下社会文化现象认知与解释的基本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