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6-0031-09 自人类跨入世界历史时代之后，时空高度压缩，过去相对独立封闭的地方不断“世界化”①和“全球化”，甚至开始着手离开地球走向跨星际物种和“太空化”时代。可在全球一体化无远弗届的今天，当年引领世界化风潮的欧美发达国家却成了当下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策源地，人类世界从民族国家迈向后民族国家时代的阻滞力量明显增强，②世界历史似乎开启了新一轮向“地方化”回摆的时代。除了欧美与后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此消彼长、攻守异势的经济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原因。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并没有突破各种地方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藩篱，文明一体化程度跟不上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在心理层面上，在全球尺度上的时空分延和脱域③所导致的去地方化运动，产生了让人不知身在何处的“空间迷失”以及疏离陌生的去家园感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没有显著增进人们的亲近、信任感，反而可能是更为强烈的防范心理和排异反应，甚至令人倍感压抑和虚无。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尽管有种种对距离的克服，存在者的切近却依旧杳无踪影”④。人类越来越发现全球一体化与地方本土化、普遍价值与寻根意愿同时并存，始终是两种相反却又相成的力量。在全球化话语盛行的时代，局限于一隅但我们却十分熟悉、诗意栖居的“地方”不再是自成一体的桃花源，而是被视为一种尚待西方现代性洗礼与开化的落后区域，被不恰当地有意贬低。其实，“从每个地方出发，却不通往任何地方”⑤，世界正面临着无地方性、无地方感——无家可归的“地方终结”危机。千篇一律、无地方感的全球化极可能是一种幻象，我们还没有充分审视、反向思考“地方”(place)之于世界、“地方性”(locality)之于现代性应有的地位和意义。 近些年来，学界对诸如“地方性”“地方感”“恋地情结”“地方知识”“地方文化”等地方理论(place theory)的探讨方兴未艾，蔚为潮流。“地方”一词早已有之，过去通常被当作一个客观自明的、中小尺度的空间概念来使用，后来语义才越来越丰富和复杂起来。20世纪40年代，“地方”最先被美国地理学家怀特引入文化地理学研究，后来经过段义孚、雷尔夫等人的努力，逐渐使之成为人文地理和人居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⑥自格尔茨名著《地方知识》出版之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又成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领域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并有学者提出了“地方化认识论”的文化转向这一说法。⑦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让·鲍德里亚、大卫·哈维、多琳·马西等人则在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思维基础之上，提出了“从空间(space)到地方(place)”的研究转向以及“全球地方感”等概念，使得“地方”概念又成为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⑧上述不同领域的地方理论研究皆围绕“地方”这一核心概念展开，都试图从“地方”视角来审视近代以来高歌凯进的全球化运动，“地方”的兴起这一饶有趣味的学术现象其实反映了“地方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现实。虽然多数地方理论研究还没有从哲学的高度、生存论的层面和文明对话的视野来考察“地方”概论的多重内涵和现实意义，但大家都认识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共同体概念的“地方”，并不只是需要现代性洗礼的消极被动因素，而应该是多元、在地、混合的现代性观念的应有之义，是哲学比较、文明对话的必要资源。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之上，从哲学和文化层面上揭示全球去地方化运动中“地方”的深层涵义，指陈多元在地的现代性观念和“全球地方感”的再生产对于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一、全球化运动与时空场域的“去地方化” 人类从不同地方走向全球、四海一家的宏愿，中外早已有之，但是人类真正从相对独立发展的国别史时代迈向世界历史时代还是比较晚近的一件事情。马克思曾清楚地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⑨世界历史时代作为一种结果，科技革新、工业革命、竞争性的世界市场的形成都是助推器，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背后推动。伴随着商品、资本输出以及殖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非欧美地区的落后国家被迫打开国门，最终结果只能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⑩，“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1)这里与各民族国家相对的“世界”，其实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形成的经济共同体及其依附体系。在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附属国之间，除了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还存在着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政治与精神文化依附关系。(12)正所谓“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论非欧美国家是主动学习还是被迫接受，资本都要求摧毁“一切地方限制”(14)，欧美文明从欧洲的一些地方走向全球是有其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的。在西方先进的工业与社会制度文明面前，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或按照或参照西方的样子来进行的，而且时空标准也越来越全球标准化，原先各种地方性的时空限制大多已经被彻底颠覆。 在空间层面上，全球化时代“空间中的生产”不断转变为“空间的生产”，风貌不一的自然空间不断转变为抽象如一的社会空间，地方不断“世界化”，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被无差别地快速规划、生产和复制出来。这些形式化和量化的抽象空间，“否定了所有的差异，否定了那些源于自然和历史，以及源自身体、性别、年龄和族群的差异”(15)，使得空间意识日趋标准化和无差别化，表现出“去地方化”甚至“无地方化”的趋势。尤其是伴随着城市化的浪潮，城市规划、连锁商业和标准化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标准给人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全球景观日渐趋同，各种“非地方”(placelessness)、“无地方”(non-place)的空间，(16)甚至诸如迪斯尼主题乐园等高度仿真、真假难辨的虚拟现实——“超空间”(hyperreality)(17)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身处各种无差别空间和超空间中的人们，与他们的周遭环境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断裂，会经常发生自我无法定位、主体丧失自身把握能力的“空间迷失”和“异度空间”现象，(18)传统意义上的地方认同感急剧衰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