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1)09-0133-26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以试为选”①终结了之前“荐举征辟”和“九品官人法”一脉相承的以人选人；同时一并把选官的权重从地方移到了朝廷。作为一个过程，以试为选始于怀谍自投而止于凭文取去，两头都在示天下以大公。以一千三百多年为时段概述其间的历史内容，一方面，是由此施行的普遍的对等和公平如同芟除，使形成于旧日历史里的世族和势家难以一传再传、三传四传，而了无波澜地泯灭于后来的历史之中。这些本属私门的权势由衰而竭，与之因果相连，便不能不同选官的权重从地方移到朝廷一样，成为君主集权在程度上的伸展和扩张。另一方面，怀谍自投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大幅度开放换来自下而上的大幅度回应，又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形成了上下通连的社会基础。而后，因上下通连而有个体的对流，因个体的对流而有民意与政府之间的下情上达。然而在前一面，由选官权重的上移，以及芟除世族势家而实现的君主集权，集权的君主同时已是“一王孤立于上”②的君主。在后一面，由怀谍自投而科举入仕，流动的个人不能不依附君权；但由个人的流动形成的士大夫群体，则整体地长存久立不流不动，以文化的稳定支撑了政治的稳定。因此，集权而又“孤立”的帝王君临天下，面对广土众民而期以四海升平、八方靖宁，便不能不借重和依靠这种出身民间又起于科举的士大夫。由此形成的依附和依靠相为因缘，遂使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科举制度下的不得不然。 在这种共治里，帝王集权程度的深化与政治开放程度的扩大是连在一起的。以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做对比，则与开放之容易推想到“民治”相比，集权更容易被推想为专制。而后是西方人历史和思想中截然对立的两种东西，在中国人的真实历史里，却相互牵结，既共生于同一种因果之中，又共存于同一个结构之中。这种相比而见的明显不同便成了中西之间引人注目的现象。而抉其实际内容，中国之不同于西方，其源头在于三代以“先王”之名留下的“以学为政”③，成为二千多年政治传统中不移的道理和典则，所以历史中国以道学政为序次，学的位置自在政之上。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生成于这个范围之中，因此，与文化的稳定支撑了政治的稳定相为表里的，是集权的帝王在文化笼罩之下而不容易变成独裁的帝王。所以，在西方历史里不能相容的两种东西，在中国人的历史里却能彼此相安。显见得以西方的历史为反衬，传统中国的政体之另成一路，是其政治的重心始终安放在文化筑成的基石上，并且始终立足于文化限定的范围内。④ 然则以科举制度下的一千三百多年为中国本来之既有，时至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丕变起于文化，其掀动所及，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世路剧变。 庚子后两年严复论时事，指为要端的是“自甲午中东一役”，继之以“庚子内讧”，不独“列强之所以待我者大异乎其初，即神州之民所以自视其国者亦异昔。于是党论朋兴”而新旧显分。⑤“党论朋兴”和新旧显分成为此时触目皆是的世象，都因中国人“自视其国”的今昔殊异而来，而殊异之指归，则大半都集注于文化。黄节说： 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慨谓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⑥ 与二千多年来的文化以六经为源流而不脱不散、不迁不移相比，这个时候的“醉心欧化”而“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是一种正在到来的精神冲击。论其时序，在甲午以后的“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塗日多”⑦里，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而当科举制度仍靠以六经为源流的文化来选官取士之时，则“中国之学”的道理仍然是功名所系的道理，“西学之事”的“问塗日多”犹不足以颠覆一世士人的精神世界。但西学借“海波沸腾”之势逐浪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同时，衰世中的科举历经六十年捐纳、保举等“功名多途”的重重挤压之后，已奄奄一息，因此两者相逢的“时事之日亟”之秋，中国的自我形象既因“古未有其变”而在人心中破碎，则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已同在破碎之中故不得不随之而止。 然而就宋代以来的经义试士所造就的文化统一而言，随科举停置而来的正是“中国之学”不复当日中国的统一之学。而后的“功令”既变，“海内学子之所鹜趋”亦变，其间的因果尤为厘然。清末民初之交的时论说： 方今世变大异，旧学寝微，家肆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义，柴口耳而滥简编。何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儒，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为物，有为时所宝贵向蕲，而不克至者矣，安有天下所背驰僢趋，尚克有存者乎? 因此，以此日景象推及后来之文运，“三十年以往，吾国之古文辞，殆无嗣音者矣”。⑧由这些文字记录的急促嬗递，可以看到，科举停置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处在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大幅度转换之中了。 然而与这种转换共起于同一个过程之中的，则是被称为“东西之学说”的另一种文化，因其出自异域而面目陌生，又在传入的过程中被弄得谛理破碎，意义模糊。20世纪初，严复说：“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糞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间，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学界近状也”。⑨之后三年，梁启超由清代理学不振致读书人往往内无定力，说到“及至今日，而翻译不真，首尾不具之新学说搀入之，我辈生此间”的“自立之难”。⑩严复是那个时候中国人中的能识西学者，梁启超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中最先以“新学”开风气者。因此出自他们笔下的“猥聚如糞壤”和“翻译不真，首尾不具”，无疑更富真实性地写照了从清末开始传入的这种“东西之学说”的质地和本相。与之对应的，是一种文化变到另一种文化之日，“士大夫舍旧谋新”，往往“只获糟粕，未梦神髓”。(11)而与这种“糟粕”和“神髓”之不成比例相映而见的，则一面是章士钊说的“今人喜谈主义，而洞然知其故者殆罕。即愚亦同属焉”的盲目；(12)一面是曹聚仁说的从清末到民初“欧人所有学说无不在我国作一度之接触”，以描述这种盲目性之下的社会现象：
